曳尾于涂 @Acer@social.cleverlibr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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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应传播遗书的讨论让我感到不适，是因为至今为止讨论大都从对读者的影响角度出发，而没有把自杀者的角度也纳入考量，可能因为我认真考虑过自杀，也想过遗书要写什么，所以看到遗书时本能地站在了写者的立场上考虑——我觉得是否传播遗书应该以自杀者遗愿为准，如果是写给父母亲人的，不希望遗书被公开，那就不应该传播，而如果自杀者遗书里有明确的诉求，呼吁，说理，并非仅是混乱呓语或情绪倾泻，那么他用生命为代价希望尽可能多的人听到的诉求和说理就应该被传播

当然我觉得传播时不应挖掘自杀者未袒露的情感纠纷，或把遗书当成文学作品审美品读——这也同样是从自杀者利益出发的考量，不过也有很多人更倾向从遗书受众的角度考虑问题

从受众角度出发，只能说我个人考虑是否自杀时影响情绪的都是现实问题，注意力完全在自己身上，对别人遗书中的痛苦反而很冷漠，但也不排除有人更多不是现实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会因为看遗书而受到刺激——受不受刺激因人而异，但是想到一旦我自杀了，自以为留下的话却根本没人看到，我就觉得，啊，这果然是一个倾向惩罚死者的社会，你以为付出生命代价就能被更多人听到你想说的话，结果却被善良的人为保护生者把你的意愿弃之不顾

出于保护生命的目的，谨慎转发遗书是有必要的，这不是个人的忧虑，心理学界对传播自杀事件的影响有很多研究，全文转播遗书（尤其是书信原件）可能是最坏的一种示范。遗书包含的情绪冲击、实施细节等，都对生者有强烈的感染力。很糟糕的是，在微博发布遗书全文的恰恰是一位有几百万粉丝的心理咨询师。自杀干预伦理在咨询界都如此匮乏，何况普罗大众。

我比较矛盾的心情是，有朋友觉得如此惨痛的社会事件，不能回避和假装看不见，不能自我维稳，这封信更应该让更多人看见，告诉家长，不要做这些可怕的事，告诉孩子，你没有错。我知道这种良好的意愿是基于义愤，但从传播上，贴出遗书，告诉他们“孩子你没有错”，并不能实现阻止自杀的效果。这种支持渗透不进家庭环境的第一现场，很多孩子正是知道自己没有错，而又无法得到援助，才倍感绝望。

而且，想要传播这件事并不必须要直接贴出遗书，即使是转述其中一些内容（避开实施细节），都是有力量的，又缓冲了遗书原件带来的情绪冲击和示范性。所以这并非黑白两极的选择，正视死亡和减少死亡感染力是不矛盾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让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

两年前，我去巴达赫尚省的一个村子倾听民意，顺便调查一下我能为他们做什么。路途险阻，黄昏时分我们被困在一个村庄，没办法，只好在村里过夜。我们待的那户人家是村里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而这个村却极端贫穷。户主带着我们前往他家，一路上村民们列队在道路两侧，热情迎接我们。跟村民们谈了一会儿我们便来到了那户人家。

一名大约30来岁的漂亮女子出门迎接。她身穿褴褛的衣衫，头戴深红色海加布(穆斯林妇女戴的头套)。我跟她打招呼，她弯腰吻我的手。我很尴尬，因为没有为她做过什么，也没有为她的村子做过什么，她没必要这么做。我感到不安，所以就没让她吻我的手。她看起来不太高兴，还有点儿战战兢兢，但还是请我们进了客厅。房间又小又黑，过了好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

等我双眼适应了屋内的光线后，发现那女人挺着个大肚子。

女人给我们斟了绿茶，拿出桑葚干和胡桃给大家吃。我问她共有几个孩子。她回答说有五个，每个都不超过七岁，现在又有七个月的身孕。我不禁为她担心起来：总感觉她好像哪里有点儿不对劲。就在这时她又出去，回来时端上一大盘阿富汗大米甜布丁，是她亲手做的。她张开一块布，把一大木碗的米饭放到了上面。

我就趁着吃饭这个机会和她攀谈起来，以便了解她的生活。我们先是从天气谈起。

我说:“现在是夏天，你们村海拔这么高，所以即使是夏天也感觉冷，冬天这里一定冷得要命吧?”

那个羞涩的女人回答说:“是啊，冬天我们这里的雪下得很大，我们都没办法出门。”

我问她:“那你怎么办呢?有人帮你做家务吗?"

她回答说:“没有人帮忙。我早上四点就起床扫雪，把马厩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接着就给奶牛和其他家畜喂食，然后我准备面包圈，在炉子上烤圆盘饼，再接着打扫房子。”

“但是你的肚子这么大了，还要亲自做这么多家务活吗?”我问。

“是啊。”她回答。看到我露出惊讶的神色她也显得很惊讶。

我说，我看她脸色不大好，很为她担心。

她告诉我说她病得厉害，“我干了一整天的活儿，夜里疼得动弹不得”。

我问她为何不去看医生。她说这是不可能的，医院离得很远。我说，我代她向她丈夫说说，让他带她去。

她回答:“如果丈夫带我去医院，我们就得卖掉一头山羊或者绵羊来支付治疗费，他根本不会答应的。再说了，我们怎么去医院呢?去医院要走三天的路，我们没驴也没马。”

我告诉她说，她的命比一头山羊或者绵羊珍贵。如果她身体好了，就可以照顾整个家庭，但如果她病了，就谁也照顾不了。

她摇了摇头，然后缓缓地挤出一个带着愁苦的微笑：“如果我死了，丈夫就另娶他人，整家人可以喝山羊奶，吃绵羊肉。但如果我们没了一头山羊或绵羊，家人吃什么？这个家吃什么呢？”

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可怜的妇女，怀疑她如今是否尚在人世。孩子生了又生，伙食那么差，家务繁重，没办法就医一一任何一项都足以要她的命。像她这样的妇女在阿富汗何止千千万万？典型的阿富汗妇女就是这样为了家庭的幸福而牺牲。就像这个勇敢、善良的女人，为了家里的其他人随时准备牺牲自己，但她得到什么回报呢？几乎没有。而丈夫往往还把山羊和绵羊看得比妻子的性命还重要。每当我想到这名妇女，眼泪就会刷刷地往外流。我会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帮助像她这样的妇女。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信》
作者 法齐亚.库菲
2005年当选议员、继而当选副议长，成为阿富汗有史以来第一位位居高级政治职位的女性。

@simplesimon 拉回到这里来说吧。近世知识与观念的爆发性生成与病毒式传播一度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启蒙」），然而时至今日，两者在分布和演化上的巨大歧异已经明显到无可忽视了。
个中因果可以写一大本书，而我想说的仅仅是："War has changed." 在一个信息高度流通和高度封闭并存的世界上，Outer Gods, Elder Gods & Old Ones争夺「灵魂」的战争已经波及每一个人。若天真地认为那仅仅是更高位面的事，就不可能理解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

开车的时候听继续教育的课程，主讲人是国家档案局的老师，听他说阿里从创建以来所有的数据，不但全部作为档案保存，而且还做了异地备份，确实做得挺好的了。

北京某高校的学生，因为军训训练营的条件极度恶劣，在网上发文曝光。
而训练营恶劣行径存在多年，一批批学生去了又走，曝光又曝光，并无改善。
我与一位在读博士聊起此事，说本地高校根本不敢送学生去那种地方，自然不会有维权事件。为什么不敢，大家都知道。

她想起她的高中和大学时光，同学们隔三岔五就暴动：宿舍里的家具，能砸烂的都砸烂，能扔下楼的都扔下楼，把宿管员反锁在房间里，把物业经理绑在椅子上关押一夜……

暴动原因则是物业忘了烧热水、饭堂加价、宿管提前熄灯、不能去楼顶看流星雨，诸如此类的鸡毛蒜皮。
因此校领导明白，将学生送训练营这么大的事，恐招血光之灾，干脆不动这个念头。

这是一种小范围的 “权力与社会的博弈”，互相试探，你进我退，抑或你退我进？许多权利的获得和失去，是历史中漫长的博弈，点滴琐事，逐渐累积到最终那步田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