曳尾于涂 @Acer@social.cleverlibre.org

初中的时候我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其实不存在感同身受，共情少之又少，就算是朝夕相处的人，你的父母，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也会十分擅长在他们的世界里消解你的痛苦，因为每个人往往只专注于自己的世界，专注于自己的痛苦和付出，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他人和社会，所以我不渴望真的有人理解我，哪怕有一个人可以为我提供那么一点情绪价值都已经是值得万分感激的事情。
现在我又认为，沟通大多数时候是无效的，特别是在涉及价值观念的时候，你想通过你那短短几句话或是几段话或是一次争吵去影响几十年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他生活的环境经验对他的影响，这也是精卫填海，天真的可笑至极。当然我不是鼓励众人做沉默的帮凶，如果每个人都沉默，那么君为成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迂腐封建的观念无法被破除，只是我累了，没有力气沉溺于辩论争吵和诘问了。
只愿在与人相处沟通发生阻碍时能够不伤害自己，尊重自己微小的情绪，呵护自己每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情绪，敷衍过去，维持表面的和平，但要时刻自省，身体力行，更坏的打算是保持沉默，也不要再执拗于无法改变的东西伤害自己了。反正一切都终将泯灭。

刷微博看见2016年的报道，拾荒的一家人生了11个孩子，每月800块低保，日常工作就是问村里的亲戚和庙祝吃拿卡要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人劝得住曾经的何洪。 “这些娃儿出一个能人，就可以带一群，到时候一家人都致富。”】

结果11个孩子全部营养不良，还因为极端的贫穷被歧视到不要不要，妈连小孩子的名字都记不住。老大离家出走再也没有联系，老四因为无人看管掉在地上，精神有些不好；10岁的老五老六身高才一米出头；老三吵架时候把老七扔在地上砸出了血；老11他们终于想通送给别人养
现在男主人因为杀人被抓了，老二子承父业开始捡垃圾和上访。

http://zqb.cyol.com/html/2016-04/06/nw.D110000zgqnb_20160406_1-12.htm

@Acer 他还有一条广告是婚庆主持的 脸都不要了🙄️

Happy Year of the Tiger

嘿嘿，勿谓言之不预也

笑死，原书是 100 件事物（A History of the Future in 100 Objects），中文版审查掉了 9 个故事，书名直接改成《给 91件未来事物写历史》。

On my Way to "The Worlds Most Deadliest Dive"... Wish me luck!

#SCUBA #Dive #Diving #Egypt

我才知道，南充失踪女孩李莹的爸爸，五十岁就早早去世了...
双公务员家庭，李莹肯定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哪怕自己身处军警系统（这件事爆出来后也看得到很多她父亲当年的战友在为此奔走），已经算得上小地方的特权阶层，却连自己唯一的女儿也无力保护...
...不敢想象这个家庭经历了怎样撕心裂肺的创痛。

原帖地址：https://www.douban.com/people/51971858/status/3747813390/?_i=43869421a37c27d&dt_dapp=1

孤岛惊魂6，盘盒子上面印着硕大的：
[暴政成为律法之时 革命就是秩序]

…已经好久没看到过这么直白勇武的中文了

又可以讓人罵一次，我超討厭奧運會，奧運就是人類之惡的大型集合體，每次看奧運就能看見台灣人在國際場合上被霸凌。這次冬奧交給一個極權國家來辦，國際奧委會一點意見都沒有，那些什麼奧運精神不都是說笑嗎?

然後台灣又出了這樣吃裡扒外的背骨仔，拿民脂民膏然後穿中國代表的衣服，說自己是中國人。這可太好了，能不能追繳過去的補助?

象友们求推荐苹果系统能用的安全的梯子！感谢！

跟朋友们约了在王府井吃饭，散布的时候会路过工美，讲起来这两天冬奥周边正火打发时间可以去看看，结果走到工美跟前发现进大楼就要排队50人……

同时看到有个群里说公司发了一个冬奥手办，打算挂闲鱼卖掉，结果上架一秒就被下架了，因为只能特许经营，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

😬多伦多大学春节给研究生发红包里面装的是冥币

Bearnaut seeking space honey!

#floating #bearnaut #necklace

丰县这个事只能说明中国搞脱贫，那些基层干部到底干了什么？我还真以为他们是挨家挨户深入贫困户了解情况。都说基层累，做无用功当然累啊。

贴一下原文
微博@废了柴

大家好，我是何谦，被邓飞起诉的那个“女生C”，我的案子将于11月11日开庭。

2018年8月1日，邹思聪以《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为题，发布了我的文章《“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那是我多年前的亲身经历。
发布文章的时候，我是就读于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电影与媒体研究专业的博士生。今年夏天，我刚刚毕业，目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明年将开始于另一所大学的电影系任教。

我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下半年曾在《凤凰周刊》杂志社实习三个月。在此期间，我主要通过MSN与众多编辑记者前辈保持联络，听从工作安排，查找资料、联系受访对象，合作或独立完成稿件。这些记者编辑中包括时为“首席记者”、长期出差在外采访的邓飞。一次以工作为由的会面中，邓飞对我进行了性骚扰。我并不确定使用什么词汇可以更准确描述其看似“未遂”的侵犯行为，但我确定的是，当时的我不愿意、也拒绝被那样对待，更没有任何表达肯定意愿的言语和行为。那是我们第一次也是仅有一次的单独碰面。

事情刚发生后，痛苦便成为秘密。因为满怀难堪和耻辱，我不希望让任何人知道我所经历的。我想如果我自己努力忘记，那么，至少可以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时间总会淹没一切。在此后的数年里，我没有举报此事，只是陆续对几位我信任的朋友以及家人不同程度讲过我的经历。我逐渐发现，伤痛的一大部分是延迟的，后知后觉的，随着时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一点一点吞噬我。

2018年7月底，紧随公益领袖雷闯被指控性侵之后，多位女性公开发声指证邓飞曾经性骚扰了她们。这些勇敢的声音让我想到自己早前的相似遭遇，也为自己多年的沉默感到羞愤。那时的我希望通过书写我所经历的来声援她们。2018年7月29日，我基于个人真实经历写作了《“未遂”之后呢，成功Say NO又如何？》一文，8月1日，邹思聪在其公众号发布了这篇文章（我的化名为C），引起公众关注。8月1日下午，邓飞发布公开声明，宣布“已向免费午餐基金等项目团队表明不再参与工作”，并“同时退出所参与发起的所有公益项目”。同年11月，邹思聪被邓飞起诉。2019年7月，我在此案庭前会议作证的过程中，被原告追加为第二被告。

两年前写作文章时，我没有公开自己的名字和身份，因为恐惧、担忧和耻感依然挥之不去。那时的我，既不愿意，又难以接受自己因为某种受害者的标签和样貌“出名”。我更担心不可避免的伤害与当时经历的负面影响会波及家人。就像很多相似事件中的亲历者们一样，我害怕真相只会被淹没在不实传言、人身攻击和操纵之中。但是两年来，很多变化都已悄然发生。2019年7月，我专程回国，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法官的询问和对方律师的质证。我当庭承认匿名自述的文章由我本人所写，无任何人编辑修改；朋友只是出于保护我替我发布，在言论自由的范畴内寻求公正。

在那次庭前会议中，面对法官和对方律师，我讲述了我的初衷、思考、决定和诉求。
我看到自己曾经信任过的媒体界前辈与我的微信聊天记录成为原告的所谓证据；当法官许可我当庭核实此记录后，我发现那却并非我们对话的完整记录。
我被问到并不友好、与案件无关的问题。
我被要求描述我所经历的性骚扰和侵犯未遂的详细过程。
时间，地点。声音，动作，方向。颜色。
我当场比划了记忆中的空间结构和方位。
其间，庭内法警递来一盒纸巾，放在我所在证人席前的桌子上。
我被允许暂停发言、整理情绪若干分钟。
法官问我是否还能继续发言，如不能则请人带我下庭休息时，我回答：我可以。
因为我知道，我迫切地需要，且必须继续说下去。
庭前会议结束后，在我核对、签署由书记员记录的我的证言时，两位法官前来问我：如果公开审理，将需要付出极大代价，情绪能够承受吗？真的能够做好准备吗？
我说：我认为我可以，我在努力准备。我因很多女性的勇敢而受到鼓舞，其中一位便是日本的伊藤诗织。碰巧的是，我们在杭州进行本案庭前会议的当日，伊藤诗织受邀正在杭州举办自己新书《黑箱》的分享会。

事实上，在临近那次庭前会议举行的四天前，我还曾接到过一个电话，是原告委托我也认识的中间人向我传话：如果我愿意承认自己“记忆不清”的话，原告方便撤诉。我拒绝了这个提议，表明我们会应诉到底。

在庭前会议现场发生的一切，事后让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放。我发现，亲身当众言说我的个人经历，即使痛苦，竟然也并非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件完全不可承受的事情。反之，这种公开诉说的亲历本身无比庄严，给了我一个重新看见自己的机会。坐在证人席上，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我看见、听见自己的存在就是一种证据，我的真实经历早已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些伤痛的存证不可逆转，不会过期，没有人能篡改，也没有人可以剥夺。它们曾经、正在、还将继续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改变我对待自己的方式。它们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法，也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需要继续努力，去重建身体中那个软弱的自己。

令我最感恩的是，这一路收获很多信任、鼓励和帮助，来自她们和他们。
曾经听我倾诉和从一开始便为我发声的朋友们，因为相似经历共情而站在一起的女生们，伸出援手的律师们，陪同我们到杭州参加庭前会议的伙伴们，在我情绪失控、难以完成工作和按期提交论文时给我理解与宽限的编辑学者们，不厌其烦倾听我的无力的心理医生和咨询师，始终站在我身后的丈夫、家人和无条件支持我的学术导师们。在此难以一一具名的TA们，有的为我提供书面证言、出庭作证，有的陪我解决医疗证明及涉外公证的琐碎难题；有的长达两年几乎每天定期找我聊天，只为确认我的情绪状态不至太过低沉；有的打开家门“收留”我、希望新环境里暂时的放空可以安慰我；有的为了表达相信和鼓励、跟我分享TA从未与人讲述的类似伤痛；有的在哪怕什么也做不了的情况下，就以长久默默陪在旁边的方式分担我的崩溃与沉默。自2017年以来还有许多性骚扰/性侵相关案子的进展和为之持续战斗的幸存者当事人、支持者和行动者们，以及我并不认识的人们在微博 #我也不是完美受害者#标签之下的种种讲述，都让我更加坚定相信“说出来”的强大力量。

我也要感谢杭州互联网法院，无论是出庭作证，还是以当事人身份参加诉讼，他们都给了我充分的空间和保障。因此——虽然并不符合我的本心——如果法庭最终仍然决定不公开审理本案，我也将尊重法庭的决定：遵守法庭关于应当保密的庭审材料的要求，只披露属于我个人的、法律上不属于保密范围的部分。

我仍有担忧，但我获得了新的自由。谢谢思聪让我站在他身后那么久，我终于可以自己实名站出来面对大家，不辜负TA们让我看到前行的可能性。

我在自述中提到，我个人曾经历的，在司法和社会意义上也许只能叫作“未遂”，因为对方试图进行的最终动作没有完成，人们所认为的最糟糕、最具伤害性的结果也尚未发生。然而，分明有什么部分是已“遂”的，并在此后漫长的时间里，侵蚀我的生活——我希望可以书写和探讨的恰恰是，那其实已“遂”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应该叫什么？作为亲历者的我，为何竟然长久以来无法为之命名？

最后，我想说，打官司本身虽然是漫长而消耗、结局未知的过程，但能通过一场诉讼去面对，去讲述，去和原告当庭对质，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害怕人们会忘记，我们这一路已经和还在经历着什么，并且再没有人愿意为类似的事件发声，更没有人在乎如何改变性骚扰、性侵害，以及滋生这一切的权力结构和社会文化土壤。
我不愿看到这样的状况以及由此无限循环的痛苦。所以，我会站出来，也要写下去。

邓飞性侵幸存者何谦自述。她好勇敢。
https://weibo.com/1603529034/JteN32fCB

奇怪，台灣的環團被國民黨端走，秋鬥被國民黨端走，這群明明最左派的傢伙走到最後竟然跟最黨國的中國國民黨合流了，到底為什麼🤔
反政府反到最後去跟魔鬼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