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十年的运动
你国运动的开端定在2015年709律师被捕,还是晚了点。我认为2015年是崩溃的开始。而且我感觉在当代,运动不能仅被定义为线下的行动,网络(上网这个行为)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很多线下的被捕运动,也是由于网络行为引发的。所以我觉得需要把线上线下联系起来看,以及把“运动”看作是一种正在进行式的行为,因为这国的运动通常和别国不一样地方在于,运动是为ccp的理念服务,ccp理念的发展每年都在变动,所以尽管可能每次事件的发生其目的都不一致,但终极诉求是一致的。
我个人觉得运动开端应该是2013年8月的意识形态大会,从那个会议上开始要求全面接管网络舆论,以及开始运用斗争的话语。2013年底开始团团、环球时报等ccp官方账号开始接管网络宣传,宣传舆论机器开始启动,2014年首批微博大v参加什么长征精神旅游,还去了延安。2013年10月薛蛮子被捕是第一个信号,2015年也不止709律师,还包括民间NGO的很多组织者。
再一个是从2013年开始要求新闻传媒机构改组,即必须由党组书记统管媒体,改组后南方系自由派彻底死了,媒体改组的结尾是2016年炎黄春秋被抢印章,强制关闭编辑部。
第二个运动的节点是2016年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这是六四以来首次有四个政治局常委参加的会议,并且强调“中国高校是党领导的高校,是中国社会主义特色高校”。同年习近平还参观了央视,央视台长直接说“央视姓党,原作党的喉舌“。那之后肉眼可见的从网络到各个新闻媒体,所有的舆论场域都开始崩溃。此起彼伏的辱华,2017年的yang shuping事件是针对普通人政治发言起底的开始(不包括明星),同时这次事件也是由ccp建立的意识形态账号宣传和拱火导致的(环球时报、共青团等)。另一点是,学生举报高校教师的政治言论(不包括性骚扰、职权骚扰这类,因为这类举报是没什么用的)从这年开始日益猖獗。
2018年除了年初的修宪、新疆再教育营被曝光,另一件事是8月声援佳士工人的学生们被捕,2019年1月,北京高校里有学生被强迫观看这些岳昕、沈梦雨、顾佳悦和郑永明的“认罪供述录像”。
同年8月天一案件被曝光,11月天一一审被判十年半;12月扫黄打非办发布《“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鼓励对非法出版活动进行举报,最高可奖励60万。另外,2017年4月国安部就公布了《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鼓励举报所谓的间谍;2021年4月又发布了《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继续鼓励举报。这也导致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任何信任。
当然这其中还包括2017年开始将同性恋与腐文化、色情、毒品并置,开始取缔高校里的性/别社团,打击性少数NGO组织等行为。
感觉国内这么个情况,整个社会的政治运动的开始不可能只有一个角度,也不可能只会从一个面向进行推波助澜。整个社会的溃烂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而是从法律到文化再到最基础的言论和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崩溃。很多人这十年活得浑浑噩噩,甚至在2016年、2017年对这国的强势和信任有一种爆发式的热情,殊不知,那确实是崩溃开始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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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的情绪泥
我很怕吃苦又很容易放弃的一个人,一想到要为了生存和尊严而努力就觉得很烦很空洞,小时候我妈指着工地抬着一大袋水泥的人对我说,你现在不努力读书,以后就会跟他一样辛苦才能吃到饭。我很怕累,我想真到那个累死累活为了吃口饭的地步我去死就好了。
现在,如果努力润出只是(只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和尊严,甚至这些的本质都本来是作为人应当的,想到这个我就没有努力润的动力,真到不让的时候我去死就好了。
生存本身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是一件空洞的事,我不想为它去争取什么。尊严也是。如果它们都是要通过努力挣来的话,我不想从别的地方得到生存和尊严。中学时候我在同学中间过过一段没有尊严的生活,我唯一学会的是报复和无耻,而不是要有尊严。只要体会过一次没有尊严的感觉,就不会相信尊严,尊严不能把我从没有尊严中带回来
北京的很多社区正在排查有谁参与了北马。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搞笑,但其实也是一个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叫做“反向隔离”。比如说,外国首脑来访,总不能叫人家先隔离七天吧?怎么办呢?这就是见证中国式智慧的时刻了——让所有中方相关人员,在完成了接待任务之后隔离七天。也就是说,在本该隔离的人(因为权力)无法隔离时,就隔离本不该隔离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反向”隔离。北马的逻辑也是一样:马拉松是北京的面子,办还是要办的,但是你作为参与者(在办赛期间聚集)的特权,伴随赛事结束也就结束了,所以当然是该流调流调,该隔离隔离,并没有额外的特权。就好比那些接待重要外宾的服务员,责任就是让人家觉得一切正常。等人家回去了,你也要重新回到不正常的常态里。
刚刚,读到了呼和浩特跳楼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里,几乎所有责任被推给了死者本人及其家属,怪死者自己有精神疾病(列出了她服用劳拉西泮等药物的证据),怪死者在身边的小女儿拜托物业打120被拒时没有亲自拨打,怪死者在海南的大女儿被120拒绝出车后同意了挂单处理,最后,怪小女儿“近期与其母多次发生争吵”,并且最终没有看好死者,当其跳楼时居然在“客厅给手机充电”。
说实话,为了避免应激,之前广为流传的视频我并没有敢点开,我通过这种方式虚弱地保存自己已经很久了;但看完这份“通报”我还是深深感觉到痛苦和愤怒,以及,恐惧。
我当然是不由自主地代入了两个女儿。通报里没有提到她们的父亲,或许是去世了,或许是因为不堪与精神病患者共同生活而逃跑了,我不知道。但跑不了的是女儿们——大姐看似也逃跑了,从那么北的呼和浩特跑到了海南,但当情况危急的时刻,呼救的责任仍然落在了她的身上,而她显然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好它——120评估该患者并非“极危”,“提出要与当事人或身边亲属取得联络”(任何当过患者家属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恐怖的要求!)——她被击退了,没有再叫过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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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神病患家属
我是皮蛋粥,no姜丝in皮蛋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