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博文一篇。有关翻译、出版、版权、读者的消费道德。Kindle退出是早晚的事,劣币逐良币。我知道这句话说出来会让很多人不舒服,推崇微信读书这一类的罔顾版权剥削作者的平台只因为便宜、明明有机会买正版书还要去Zlibrary下免费书的,这与看不到欧美剧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免费资源获得的音乐、电影、书是不是无形中塑造了我们自己消费习惯,那就是大写的两个字——免费。只要对我免费,管谁来付费,就让他人的爱来发电好了,到得最后是整个社会在付费。我们每个人都是造成今天的帮凶,也还只会持续恶化下去。记得你是有(过)选择权的。
我之前找Navid Kermani的书看,中文版居然就找到了一本,译作《沿坟墓而行—穿越东欧大地走向伊斯法罕》。先说想读他写的书的推动力,民族身份认知以及民族间对立和孤立益发尖锐和极端的今天,区域性冲突又加剧某些国家瞬时面对大量涌入外来人员,不论思想上还是社会结构都没有做好准备或者说都没有做准备。有冲突就会有思考。我特别看重德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思考,一方面德国这些年一直是冲突的前沿,土耳其、南联盟、叙利亚,另一方面德国是真正对二战期间大屠杀以及反犹主义全面深入反思的国家,反犹主义存在千年,深植欧洲各地,它甚至可以说就是一面经久不碎的民族对立的镜子,但真正系统性反思的也基本就是德国,而不是只打着反法西斯旗号年年纪念一下xx周年。再一个,德国哲学思想界严谨求实的传统没有断,这是学风传统的根基。
但读完良久,我都没有推荐,只推荐给了爱先生,去读德文原版。因为中文的翻译实在太差了,差到要不是作者的强大号召力支撑着我,我根本读不下去。那翻译水准,就是你知道译者学过德语,德语语法里的痕迹,都不是痕迹了,是结构,随处可见。我甚至于都揣测是不是机器翻译的。我自己接触机器翻译也有近三年、机器翻译用来译书面文本能做到什么程度也略知一二。实话说,如果拿到电子版本,upload到软件里,出来基本成型的半成品、再花个把星期调整编辑字句,也就是这本书的水平了,甚至比这本书的基本语句还要好。
以后的书本翻译会不会走这条路,难说。但机器,抓不住作者的情绪和情感,而这些都体现在语句内容那些细微的变化中,一句话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一个典故这样用而不是那样用,只有译者,好的译者才能抓住。这不就是读译本想要读到的吗?不然的话,去听xx讲书好了,一天能“览”十本书,够炫耀用的了。
可能就是读书的功利目的吧,一个脱离良性而雪上加霜的出版市场,层层加码,层层减价,链条两端的作(译)者和读者被中间庞大的平台所操控,译者报酬低的可怜,读者面对良莠不齐只能靠撞运气。再加上严格的审查制度,一本书被阉割,以及不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盗版(解码书)横行,也难怪有的作者就是不肯自己的书在大陆发行。
昨晚上读了树波友转发的文章,推荐给她用redamoo,读台湾版电子书。我们这些身处异乡的人,读中文书幸好有电子书支持。至于为什么要读台版,不必扣媚这顶帽子,它的翻译整体水平高很多,尽管单个译者的笔风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跟翻译水准是两回事——机器翻译有笔风么?而且有的书中文版还就在那里出,以及它完整啊,虽然我们根本不需要猎奇的一定要读未删减版以示优越,我要的只是作者的全部原文,仅此而已。
那么为什么台版翻译水准高,因为它有一个良性运作的文化市场,劳者得其所劳。写书译书都是很艰辛的劳动,而且要靠大量累积获得才能出好书。而作为一个读者、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一定要有消费者道德consumer ethics,买什么不买什么,要有自己的标准和消费观,不要为了几本免费书沾沾自喜去给那些近乎垄断的大平台助力,想想看,不为炫耀正儿八经读书、你一年才能读几本书。阅读环境再艰难,至少读者还能有不读烂书的权利不是吗?而这个权利的实现前提在于,你为书付钱。
起先在高校出版社工作时,我主要负责引进类少儿绘本。绘本内容大多是童话、美育、百科知识,审校工作基本以核查翻译为主,偶尔也会对美术排版提出一些意见,不像做社科书时要紧绷着弦圈画出“不宜”的文字,相对而言可谓美差。但好景不长,因为引进书号收紧,手头一波绘本万事俱备、却迟迟拿不到cip无法付印。社里就调派我去做一批包销书,合作方是某位有渠道的老板,浙江上千所幼儿园都从他那里采购“资源包”(按规定幼儿园不得使用“教材”,课堂用书需冠以资源包、辅导书等名义),码洋以亿元计。我和两位同事的任务就是对这批书稿(涵盖六个学期、若干科目)做审校,通过质检后再申请书号。无需与之前的引进绘本对比,稍微扫一眼书稿就发现惨不忍睹。以最近热议的教材插图为例,书稿中的插图仿佛都是用win 98系统自带画图软件中的简单形状+油漆桶拼合而成,甚至有手脚离体、眼睛移到头顶之类粗率的图层位移错误。“德育”书中出现的天安门城楼、解放军等图例自然也是错漏百出。这套书做得我心力交瘁,后来离职多少也与此有关。又想到多数网友面对曝光出的教材插图问题反应是“审查还不够严”,已失去了分说的力气。
自晴叙之后,羽生的节目逐渐变为日记式的。虽然这一感受是看完Real Face之后才获得。要选择他人的曲目,有编舞师参与,并不是全然私人的袒露,但能够说是日记式的,因为他在有意识地以此记录和反映他的状态和思绪变化。(不举例了,我懒)
并非他所有的选曲都和我的音乐喜好相符。但这无妨,有些隽永需要赛场特定的时机成就,冰演就看作传达和了解的另一种方式。
以前在微博记录感受,但离开这个平台时并没有什么留恋。一如他没有公开的社交账户,我也逐渐可以脱离社交媒体去认识他。他可以预测的是那些选择,不可预测的是以他的意志能达到的。
从未想过他选择平昌后退役是不是更好,也不打算再想他继续下去是否快乐。记得朱家某位写过胡说日本人太耽于美,有的东西是美与不美之上。我恰恰想,那些美之下的东西,恰恰更绵长,需要更多耐心来应对更多疲惫。只是必定有的一部分,故事不会永远待在烈火鲜花那一刻,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好故事。
十几年前还看过一个深度调查报告,关于新疆的儿童扒手(同时期还有不少对新疆儿童拐卖的深度报道,那还是一个媒体黄金年代末尾的时代)。
这个报告揭示出一方面是乡民带乡民,就像莆田系,或者人口买卖一般最前端都是本地乡民一样,另一方面整个链条中也有大量汉族人的参与。新疆扒手盛行是多种恶的叠加,这其中汉人也占了很大比例,可是它呈现的表征,在大众眼中,就被简化为了“维族人作恶多端”。新疆的儿童扒手问题跟人口贩卖有很大的重叠,孩子大多是从家里被偷来或骗来的。洪启,就是唱《红雪莲》的那个洪启,有一首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歌,也是他某张专辑的名字,叫《阿里木江你在哪里》,唱的就是被失踪的维族盖子。被大规模拐卖的新疆儿童,导致了无数个当地家庭的破碎,但这在汉语舆论里,极少被重视。
我大学的时候听的这张专辑,同时期也在商业街的地下通道,被维族长相的小孩子吊着背包跟了一路。旁边的小商铺老板纷纷给我和同伴使眼色,我们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懵懂的回过头去才发现一个孩子拽着我的斜挎包,倒是没得手,被我们发现后就一脸淡然的撒手走开了。
我不会因此记恨这个异族孩子,因为那时候整个重庆遍地都是扒手,我本人遭遇过五六次不成功的被扒经历,也目睹过针对其他人的(不成功的)行窃过程。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汉人,而且是绝对有自主意识和行为控制能力的成年男性汉人。如果后者不会让人上升到汉人不行,那么前者更不应该上升到民族之别。
为什么维族孩子扒手盛行,当年其实有很多讨论,也有很多深度报道,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少一宽”,抓到维族小孩,一是基于民族政策,二是碍于对方年纪,警察基本上不会做任何处理直接放人,但汉族扒手多少会被关一关,罚钱啥的。正是这个政策漏洞,才会导致用人口买卖批量生产少民小偷,成为一条有利可图的链条。
以上,就是0708年左右的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如先前转发所提,差不多是在新疆七五事件后才逐渐消失,形成如今我们所熟悉的高压处理民族问题的常态。从一种极端,摆荡至另一种极端。
一项横跨五十多个国家的人格心理学研究发现,全世界60%左右的大学生都表示想改变自己的人格,其中最常见的目标前三名是“希望情绪更稳定”(~30%),“希望更自控自律”(~20%),“希望更外向”(~16%)。总体来说人们更希望让自己的人格符合社会期待,越是觉得自己的人格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大学生越想改变人格。
数据同时表明,报告想改变人格的被试,其情绪稳定程度和快乐水平都更低(结果只是相关,所以既可能是因为对自己人格不满意而不快乐,也可能是因为不快乐所以想改变人格)。
几个具体国家的数据点:
中国大陆报告想改变人格的比例女57%,男52%;美国女50%,男45%;加拿大女61%,男62%。以上性别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最想改变人格的国家有泰国(82%),俄罗斯(81%),巴西(79%)和马来西亚(78%)。最不想改变人格的国家为肯尼亚(21%)和伊拉克(28%)。其他国家都在40%到76%之间。
Reference:
Baranski, E., Gardiner, G., Lee, D., & Funder, D. C. (2021). Who in the world is trying to change their personality traits? Volitional personality chang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ix continents. _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_, _121_(5), 1140–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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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结果还是很有意思的!被试的平均年龄在21岁左右,很好奇更年长一些的被试会呈现什么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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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有人转发小视频,讲毛泽东要求抽调干部编写教材,以显示毛泽东时期对教材的重视。视频里出现了六位编写教材领头人的名字,我简单一搜,在文革时期无一不被打击过。
吕叔湘和叶圣陶是这六人之二。吕叔湘在《怀念圣陶先生》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彼此不通音问。我听说周总理设法保护文教界的一些老先生,估计圣陶先生会在内,也就放心了。我自己则由隔离反省而集中学习,而下干校,又和二十多位同志于1971年初提前放回北京,仿佛做了一场希奇古怪的大梦。这时候虽然仍然受驻机关的军宣队、工宣队管束,已经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动,于是有一天我就去访问圣陶先生。大概这个时候圣陶先生那里还是很少有客人来吧,看见我非常高兴。寒暄几句之后,他睁大眼睛问我—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你是什么罪名?”我说:“反动学术权威加走资派,双料打倒对象。”圣陶先生叹了口气,半晌不说话。后来互相交换熟人的消息,圣陶先生扳着指头算了会儿说:“我认识的人里边,死了的和下落不明的,十七个。”
#她说分享会
今年三月Women History Month的时候,她乡与海外华人女性保护组织Avoice共同举办了以“爱无暴力—家庭暴力和女性自我保护” 为主题的她说分享会。第一期活动我们邀请到项目相关负责人讲述了组织的缘起、疫情后家庭暴力情况和海外华人女性家暴自救指南,并且听到了受助对象和青年志愿者的声音。(上期活动详情请见:https://womenoverseas.com/t/topic/24313)
在此基础上,我们最近筹备了与Avoice合作的第二期活动,邀请到该组织中在法律和心理上对家庭暴力和女性自我保护有深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几位嘉宾来更加专业和深入地分享这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给我们提问和分享,请戳帖子:https://womenoverseas.com/t/topic/31772)
具体的时间参与方式请见超可爱的海报。
欢迎感兴趣的姐妹加入我们的讨论!❤️
感谢 @Constancebadass 制作的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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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假装一切正常”的演戏会一直延续到集中营里甚至是出狱后。前文里提到自己被拘留了两年并安慰我的朋友,称为S吧,出来后继续学校生活。“什么都没变,人都还是那些人,只是大家都长了两岁”。所有人默契地没有提问他这两年去了哪里,是毫无意义、没人在意的白白失去了两年的人生,而他还算是极其幸运的、只羁押了两年的少数人。
S的父亲是处级干部(即使如此也逃不过,更不用说更一般的普通人),父母找了很多关系才知道他的具体关押点,但依然无法知道具体刑期。狱警一会对他说,快了快了,让S燃起一些希望;过几天又说,可能要等个三五年吧。不少关押者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中崩溃。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在规定的“探视”期还是会把他拉去洗漱换衣服,化妆,在专门布置的一个“会议室”里对着视频对面的父母说,我在这里好好学习,条件很好——镜头外站着荷枪实弹的狱警。
在维语里会隐约提起这样的人:yoq,没了。共同的维吾尔友人里有些已经把那位已失踪的朋友删了,只能假装他不曾出现在大家的生活中。当一个人被抓进了集中营,他的手机一切记录都会被审查,谁也不知道那只叫“连坐”的靴子什么时候落下。或许某个维吾尔人曾经对他说了句:“给你分享我在Instagram上看到的一只猫猫!”这就是下一个被消失的人的罪证。
所以,大家都默契地闭上了嘴。“我们维吾尔人为了活下去,都练出了失明的本领。”连彼此安慰都做不到,因为有个名字已经成了禁忌,每个个体都是悲伤的孤岛。我也很想身处一个安全的地方,举着有他全名和照片的牌子提问:“中国政府,请告诉我xxxx在那里?”但是我不能,所以我只能写下:我有一个维吾尔朋友……
试图当厨子 或桥
"我祝福你 天地不过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