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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的版友,请问有没有不翻墙可用的不被监控的聊天平台推荐?或者可在线共同编辑的文件也可以、留言板形式也可以,就是能互相留下信息就行(我和一些朋友已经采取了都翻墙用WhatsApp 联系的方式,但是有一个朋友在新疆,翻墙的危险系数相对有点大)
具体的人数不清楚
四月的时候很多人从上海跳下去
五月的时候也有,具体的人数不清楚
六月的时候成都跳,与此同时
别的城市可能也在跳,具体的人数不清楚
七月听说贵州也开始有人跳,八月海南
九月天津,十月郑州,具体的人数不清楚
这是最困难的地方,我们总也不清楚
需要多少人在多少个地方从多少座楼上
跳下去,才能搞明白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生命的徒劳流逝只是谜语
人在顶楼排着队猜测,队伍在前进
新闻在减少,父亲在不停灌酒
紧锁着眉头,我们的父辈就是这样
不敢生气,只敢在没人的地方抱怨
对亲人挥舞拳头,对镰刀低头
通常来说母亲们选择跳楼
具体的人数不清楚真的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女人选择跳楼
多少男人只敢喝酒,不清楚
没有人清楚,我们现在有手机了
仍然不清楚,只听见人从楼上
跳下去“砰”的一声肉碎在地上
看热闹的人大呼小叫啊啊啊啊啊啊啊
但是但是问题是我们始终不清楚
到底需要多少人跳下去,这像是
没有尽头的旅程,这世界上大部分事物
都有尽头,我能想到的只有学习和跳楼
跳楼是一种学习,我们需要不断磨练自己
反复练习,在死亡中在肉体破碎中
在屏幕背后在尖叫中在排队中在沉默中
在懦弱中在对亲人的攻击中在跪地求饶中
学习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纽时这篇文章大意是说,社交媒体时代的大规模抗议,由于缺乏“传统的行动基础建设”(比如政党组织和行动纲领),再加上社交媒体本身可以被政府利用以“制造足够多的怀疑、分裂或对痛苦的麻木冷漠”,所以是更难成功的。这个观察大体是对的,但它在解释框架上有一个前提性的错误,那就是在长期极权统治的国家里,“出现大规模抗议”这件事,并不是统治的终点,而是“终点的起点”。因为(正如文章里提到的那样)真正能带来改变的,永远是有组织的反对派,而这样一些人敢于(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存在,都意味着他们相信体制的统治力并非无所不能。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极权统治无法让人相信它无所不能,它的终结之路也就开始启动了。就此而言,“出现大规模抗议”,是一个再清楚也不过的信号。这也正是为什么尽管成功率极低,但是极权统治者仍然会不约而同地将“群体性事件”视为死敌。总之,如果你提出的问题是“大规模抗议是否能够成功”,那么答案几乎是彻底悲观的;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是“大规模抗议对极权统治意味着什么”,那倒还能看出几分希望。
https://cn.nytimes.com/world/20221011/iran-protests-haiti-russia-china/
星期六(10月29日)是第20届台湾同志游行,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是亚洲第一个婚姻平权的地区,“现在能够选择婚姻,已是大部分人都觉得平常的事”。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china/story20221030-1327914
转自同文《習得性無助﹕中國政府向人民打的心理戰》
中共二十大黨代表大會正式閉幕,習近平毫無懸念地打破慣例,續任第三屆總書記一職。
在這個國家即將墜入深淵的時刻,除了彭載舟這類極之罕有的孤勇例子,整個中國上上下下竟然無人出來阻止。為官者只懂得唯唯諾諾,富人則謀劃著如何把資產轉移至外國,而大部分的中國人卻只是沉默、被動地等待厄運的到來。因此不禁令人疑惑,面對苦難的到來,怎麼大部分中國人都會選擇逆來順受,任由政府擺布?
有人會把中國民眾這種怯懦的表現歸咎於民族因素,但我卻認為這種社會性格很有可能是中國政府刻意塑造出來,而這當中正正應驗了心理學上的一種現象——「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
如果把這種心理現象應用到社會層面,或許便很好地解釋了為甚麼大多數中國人不敢站出來反抗政府,因為在共產黨的管治下,絕大部分的抗爭都是失敗收場。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經驗,已經使中國社會習得只懂得以悲觀、絕望的情緒應對政府的打壓。而這亦很好地解釋了為甚麼中國政府在不少能爭取民心的社會事件上,卻往往選擇了不呼應人民訴求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如早前甚囂塵上的徐州八孩母親事件以及唐山打人事件,中國政府明明可以以「青天大老爺」的形象拯救人民於水火之中,從而爭取民心,卻偏偏選擇了打壓民眾維權的行動,以社會主義鐵拳徹底打碎政府在人民心中偉大的形象。有人認為這是由於共產黨要包庇犯法官員,然而中國政府更大的考慮或在於,他們擔心一旦真的回應民間訴求,會使民眾認為原來輿論或社會監督真的可以起到制衡政府的作用,從而打破他們多年來在中國人民心中所建立「任何反抗都沒有用」的觀念。
當然,社會與Seligman的實驗截然不同,我們無法輕易地把成功的抗爭經驗帶給民眾。不過了解到「習得性無助」這心理現象,至少可以讓我們明白,中國社會那種怯懦的表現或許是過去經驗所獲得,而這些經驗很多時候是中國政府刻意塑造出來。因此歸根究柢,這其實是政府與民間的認知作戰。
要改變中國社會這種消極、悲觀、絕望的態度,最好的方法當然是能夠把成功的經驗,那怕是最微小的成功,帶到中國社會之中。然而即使不可行,也應該讓他們了解到,他們有這種無助的感覺其實是中國政府營造出來,這便是民間向政府認知作戰的反擊。
看到tl上的朋友说听障朋友就业工作的事情,突然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们认为的给伊一份工作可能并不是伊想要的,而是我们认为他们能够做到的。
之前打工的时候店里有一位先天的聋人同事(是的,聋人实际上不是含有歧视性的词语)他在这家奶茶店工作了近十年,他是我们店里最好的员工,没有人比他更能够胜任做饮料的工作。可是十年了,他的工资还是普通的全职员工工资,甚至还是本省本市最低工资+1元而已。
一个企业聘请残疾人员工是可以减税的,拿2020年的状况来说,起码可以减免30k人民币。不说让这些企业退60%给他们,能不能过年过节的时候送个礼,给个一千元做做样子呢?也没有。
就好像让他们工作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其他的一切都是理所应当,因为觉得他们不会反抗,所以加倍压缩他们的空间。
闲的时候学过一些北方地区的手语(没错,即使是不同的城市,手语也会有差别,和方言一样),上班没那么忙的时候就去和伊说说话,越说越觉得难过。
我们以为他们在环境很好的奶茶店里面工作就是快乐的生活,但是他们也有不少上过大学,同事的大学是在直辖市上的,甚至上大学的时候还和朋友们一起出国玩过很多次。
有一次去别的店里帮忙,遇见了另一位聋人,回去之后和伊说,“现在很多地方都雇佣聋人!世界不歧视任何人!”伊说:是的,但是大多数都是手工活,像是做奶茶、做面包、打毛线衣服、当网店客服。可是我也很想当图书管理员或者各种各样的景区聋人讲解员。
我们身边的聋人朋友似乎不怎么去参观景区,那些写在介绍上的寥寥数语比不上两三百元一位的讲解员,博物馆里他们只能看一个个独立的展品,然后自己搜索里面的联系,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从讲解员的口中得到各种信息。为什么没有聋人讲解员?为什么图书管理员也没有几位聋人,甚至各种图书馆里几乎不雇用聋人,连初中生都能够做到把图书归还到相应的位置,他们做不到吗?
从前考雅思的时候了解到聋人可以申请特殊考试,听力会安排老师用英语的手语比划,现在身边也有聋人朋友和我们一起上课,学校给伊配了同声手传。见过他们在各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发光发热,过得看起来很开心。
我的同事从来不上夜班,因为晚上十二点回家没有什么的士,二来有些的士会绕远路,欺负他们不会吵架。伊也不怎么坐地铁,需要每隔几分钟抬头看一次位置,不然就会过站。公交还好些,和司机打字说明情况,司机就会在伊要到的站让旁边乘客提醒伊。
有一次伊下班之后在店门口扭伤腿了,还好店旁边就是我们地区有名的骨科医院,我当时还差大概一小时下班,店里不忙,直接和当班的经理说了这事然后陪着去医院。
可能公立医院比较忙,医生看了在手机上的描述之后在自己的手机上语音转文字一会儿又觉得太慢,后边还有好几个人排队,只给同事开了些检查单。我在路上的时候问过同事一些感受,看到有一项检查感觉不太必要就去找医生说,医生同意不做。
连在医院他们都要多花很多冤枉钱。
我多恨呐……
这照片简直了!
“南京井然有序做核酸的平静队伍和背后燃烧六个小时的金盛百货……”
https://share.api.weibo.cn/share/344444371,4829965940172171.html?weibo_id=4829965940172171&wx=1
今天才知道所谓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沃森、克里克居然是偷的富兰克林女士的成果,我以前还以为是彼此交流之后产生了想法,没想到是真去人家实验室偷的啊啊啊啊啊…………
“1953年1月,Wilkins约上了双人组,偷偷将“照片51号”带出实监室,拿给他们过目,并给予充分的解释,让双人组拿到了关于DNA化学结构的大部分信息。此时的
Rosalind却完全被蒙在鼓里。她不知道,自
己付出巨大心力的实验,竟然已经被同事偷窃。”
我高中的时候还很喜欢那张他们两个和自己做的DNA模型的合影来着,此刻心情像吃了苍蝇一样…
https://view.inews.qq.com/k/20210223A0072O00?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f=newdc
马斯克正式收购推特之后,Mastodon英文宇宙一天之内又涌进了40000+的账号
https://bitcoinhackers.org/@mastodonusercount/109248853495524791
试图当厨子 或桥
"我祝福你 天地不过一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