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大翻译也翻译不出的东西
大翻译运动其实应该澄清下:中国的封城不是西方意义上的lockdown,翻译不准确会让他们低估中国封城的灾难性。西方在疫情初期的lockdown只是非关键(essential)行业歇业,但超市、药房、医院啥的都是开放的,也不会阻止居民出门买食物买药(参见胡同阿伦特:疫情下的丹麦一年https://mp.weixin.qq.com/s/MLQRlb28aueFOvgEf4LpKA ),中国的封城封小区那完全类似于瘫痪市场战时计划经济下的物资紧缺和非法监禁。
記得20年前跟家裏搬到了上海:
打開電視才發現原來上海的衛視是不用在晚上7點播新聞聯播的,而是播自己製作精美的國内國際新聞。
那時候市長應該是陳良宇吧,無論做秀還是什麽,是會在某一天穿著襯衫去做做公交車看看服務狀況的。給人的感覺就是對上海真的很關心的上海人自己的市長。
放學回家做完功課,到了晚上11點多廣播會傳來給大家解答性知識方面的廣播,我還記得是主持人叫朱醫生,然後他説什麽話第二天就會在高中生班級裏當作笑話。
然後聽完睡不着可以聼電波怒漢萬峰破口大駡流氓團夥欺騙少女感情的行爲。
如果覺得無聊可以換一個頻道,到了凌晨2點左右就會跳出來幾個神秘的主播給你放最indie的音樂。我記得自己最愛的節目叫零點深藍,記得主播羅毅會酷酷的說,這是一隻我深愛的樂隊的ep,他們叫做頂樓的馬戲團,接下來這首歌是“藍宇”。永遠也忘不了陸晨同志在半夜兩點通過電波傳來的鬼叫,第二天就去打口店老闆那裏問問他有沒有他們的專輯賣。
二十年整過去了,這個月上海終於被强行并入了整個國家的步道裏,雖然歷史的發展都是環環相扣,但我寧願用這次的事件來對自己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城市做一次道別。
@demi 《登楼叹》下载:magnet:?xt=urn:btih:ffc4d1a0ab9d88eb9decdbf4f88d88aa56390a86&dn=Ascension.2021.CHINESE.ENSUBBED.1080p.WEBRip.x265-VXT&tr=http://tracker.trackerfix.com:80/announce&tr=udp://9.rarbg.me:2740&tr=udp://9.rarbg.to:2750&tr=udp://tracker.fatkhoala.org:13740&tr=udp://tracker.slowcheetah.org:14780
@wolf 1. 不是,你可以去推特这个tag下自行查看,有在翻译京东那个以“恭喜毕业”为名发放的辞退信,也有在翻译因为发朋友圈而被请喝茶的事情。这个行动给人这种恶臭印象只是因为做这件事的人不像民运圈老男人那么爱标榜自己道德高尚,他们自己更愿意强调自己只是为了展示中国人恶臭所谓“支性”,但其实翻译的东西不仅限于恶臭评论。2. 翻译评论时一般都是带着官方特供新闻一起,传达的信息很明显啊,民众是被官方刻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才会有这么下作的言语。 3. 大翻译的确对冲了一些官方叙事,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吧,有些学校开了俄乌战争专题讲座,ppt上明文写着“俄罗斯是因为北约东扩倍受威胁才出兵”,这页ppt被大翻译以后,几经辗转,现在也有乌克兰官员注意到,中国官方发现以后开始灭火,已经叫停这类讲座了。 4. 是否加剧排华这个真的不好说。从个人层面上我觉得没有,我把大翻译给我外国朋友们看时,他们不但不会因此讨厌我,反而觉得我很可怜,并且很高兴我有机会离开中国。而且讲真,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有这种恶劣言论也不是自这个大翻译运动起,读书时总有一两个特别爱跟外国人疯狂输出的粉红小留吧,工作后也总有一些离岸爱国还特别喜欢在外国人面前秀优越的高华吧。怎么?在这些人面前大气儿不敢出,对着大翻译就重拳出击了?5. 社会运动里有一种行动是破坏公共设施影响居民生活,意在引起普通民众对社会运动的注意并且做出表态,比如说当年香港抗议者曾经破坏马路和占领机场就是这种意图,我觉得可以把大翻译看作这种行动。如果海华们担心大翻译运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自己也发声表示中国人中理智的声音尚存,也可以呼吁不要歧视,更可以自己也翻译中国人的理智声音对冲大翻译的所谓“恶臭”。这是政治本身的规则:你不发声就相当于不存在。(ironically,我曾经在讲这件事时被杠精理解成我在受害者有罪论)
转@桃核不是核桃(豆瓣)
中国互联网企业都喜欢把入职员工叫“同学”,给人起花名不叫真名,最后把裁员叫“毕业”,所谓的“扁平化管理”把一个残酷的职场包装成温情脉脉的象牙塔。
实际上把人叫“同学”意味着你的上级和老板都是“老师”,这种叫法把打工的雇佣关系和资本剥削伪装成“为你好”的师生关系和企业文化,意味着你必须听我的,我是你老师,我永远是对的,只有我给你评鉴打分,你不能反对我挑战我的权威。
幼态的称呼使得压榨你这件事变成了“为你好”,因为你还小,你不懂。
给人起花名,就像千与千寻里让别人和你自己都彻底遗忘你的名字。名字代表的是自我,被褫夺名字的员工不过是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个虚壳,换了个人依然可以继承花名,工作的人没有灵魂。
最后裁员是毕业,丧事变成了喜事,吃人不吐骨的无良企业变成了“可爱可敬的母校”,这种幼化员工来方便pua和剥削还以自由之名加持的路子真的是capitalism史上的一大奇迹!
https://www.douban.com/people/245155952/status/3811301274/?_i=483805312dac901&dt_dapp=1
国际记者中心(ICFJ)出品的《灾难和危机报道手册》中提出,在灾难和危机中,新闻媒体扮演了四种关键的角色:
第一,提供关键的信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谁受到了影响、事情在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灾难。
第二,提供一条沟通的生命线,传递关键信息,把受影响的相关方的信息传出来,也把关键信息传递给他们;
第三,成为一座警告的灯塔,为避免下一次的灾难传递及时、可靠的信息;
第四,成为一个社区的论坛,让公民们可以走到一起来,分享自己共同的担忧,在困难的时刻彼此提供支持。
这四种角色,显然不是一篇报道能够同时承担的,甚至不是一家媒体能够同时承担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媒体的参与,需要更多样的声音和多元的角度,有的记者去前线采访救灾现场,有的记者挖掘调查背后的深层原因,有的媒体传递共情、抚慰心灵,让人们可以更紧密、更坚强地站在一起。在理想状态下,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场面同时上演。
https://www.newslab.org/wp-content/uploads/2013/11/Disaster-Coverage-Guide.pdf
丹麦政府开发了个手机系统,如果有人测试阳性了,可以报告自己的密接和联系信息什么的,之后手机会弹窗通知,你知道自己密接了但不会知道是在哪里接触了谁,这样既通知了密接又保护了患者的隐私,之后密接就可以自己去测试点测试、阳了就自行隔离七天,然后开头结尾测个pcr。这样的流程安全、顺畅,给管理者和普通人同时松绑。
之前大数据各种吹,各种手段“精准”监控第一名,真需要的时候,还要人工筛查、居委会大妈拿表格一个个打电话,这个前现代的治理水平就离谱。
读学者郑少雄写的藏地喇嘛在现代社会进退两难的境地,长叹一口气。想起2015年我曾随朋友去塔公草原看望她的上师,寺院在塔公深处的偏僻山谷,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小喇嘛开车来接我们,那几天我们就住在他的“豪宅”,一座纯木头建造的二层小屋,是新造的,但没有厕所卫浴。我还见到了他的表妹,一个在佛学院学习的十九岁比丘尼。藏地生活的清苦不用多言,但现代世界的花花绿绿已经深入到这片山谷。寺院里新建的供施主们住的小旅馆,非常现代,甚至有欧式风格的沙发,像个县城咖啡厅。世俗经济一步步进入藏地修行者的世界,传统的瓦解让一些事的未来飘忽不定。文章很长,一些细节沉重而隐晦。“对于希望在外求法的藏族人而言,从他们出境的那一刻起都知道自己必将违背某些规则。不违背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百多年来区域世界和全球关系复杂互动的结果”。https://mp.weixin.qq.com/s/VE_fB6fU4LTUf8U4XazfTg
⬇️ https://fedi.tesaguri.club/objects/553addc7-631d-46ec-a706-e1ed14e0fe2d 这条让我想起去年看过的一个叫“Shaping the Past / Inscribing in the Present”的展,其中有一件作品“The Map”是十四张“地图”。艺术家每年会画一张新的“自己的世界地图”,地图中凭自己的意愿将某个/某些地方称为自己的Home (chez moi)。每年的“家”都可以因为心境(而不单是物理位置)的不同而改变/增减。地图上其它与“我”相关连的地方也是如此。在这样的“地图”上,“我”成为了书写的主体,而不是被地域定义的客体。
当我们能更自由地流动(无论是物理上还是心理上),我们就更能接受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而不去追求做一个“纯粹的xx人”(无论是出生地或移民地)。民族主义也更难挟持我们。
(展览里的作品介绍放评论)
街道打翻了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