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尼夜观萨格尔王捆绑凯撒证费尔马定理 @acme@social.cleverlibre.org

黄永玉给中国邮政设计的《癸卯年》邮票，被人称作“疫情恶魔”，然后大肆批判，说是“不吉利”。正好前两天看到说是大正4年（1915）、昭和2年（1927）、昭和14年（1939）三年，日本出现了大量诡异得令人费解的年贺状（新年贺卡）。

“彼时年贺状的美术风格已然陷入军国主义的狂躁中而扭曲，红眼白兔其自身的诡吊加上热衷以兔子自比的偏好使得这些兔年年贺状显得格外疯狂。”

而我们这个红眼兔子，不管是误打误撞还是有意为之，除了符合这个谁都能看出来的当下，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东西也使我们陷入狂躁、扭曲，格外疯狂。

这种作品只会长长久久流传下去，将来有人像研究军国主义时期的年贺状审美风格一样研究它，在什么样的统治下，人们陷入怎样的疯狂。

注：图一图二为黄永玉作品；图三图四为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年贺状作品。

后来去看了黄永玉画的其他疯批兔子，感觉确实就是有意为之，一些写实幽默，但习惯了一种声音、只喜欢一团和气的中国人就觉得吓一跳。殊不知他们气急败坏封的“疫情恶魔”这个称号，让这个作品的含义有了延伸。

这个被光明网摘编的文章，据说是封控派一批KOL撤兵的原因：
https://politics.gmw.cn/2022-12/24/content_36255106.htm

#灾中纪闻

中国版黑暗森林法则，比宇宙社会学意义上的原版简洁得多：1、生存是政权的第一需要；2、管制是政权最有力的保障；3、威胁是成本最低效用最大的管制手段。（完）

经济学人杂志选出了2022年度他们自己最喜欢的一些插画。

https://www.instagram.com/p/CmrIrQqNPxh/

《圣诞快乐，尼古拉先生》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原所长蒋华良去世了，终年 57 岁。

蒋院士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 2020 年 1 月提出 “双黄连可抑制新冠病毒”。引爆了新冠爆发后全国第一波抢购中药的热潮。 ​​​

当然，他不是死于新冠病毒，毕竟国家卫健委 12 月 23 日 24 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最新情况的通报中，无新增死亡病例。

https://www.cas.cn/yw/202001/t20200131_4733137.shtml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292640

@antioxiR Kamil Galeev: 为什么俄罗斯不能生产任何东西 - 知乎
https://zhuanlan.zhihu.com/p/478954259

我：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老梗——“和小粉红做爱相当于3p，因为小粉红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友A：那两个小粉红做爱也只是3p，因为只有一个中国。
友B：可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母亲……
我：够了，够了，我不想再听了。

@betterquote 我是秦皇岛人，从小到大暑期就没去过北戴河海滨。夏天去北戴河是要经过层层关卡检查的。很多老人都说“秦皇岛是北京的后花园”，是的，秦皇岛是北京人最近的远方、最近的大海，但秦皇岛的夏天永远不属于秦皇岛人。

关于过去三年发生了什么，结果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篇文章真是讲得太透彻了，摘抄如下：

过去三年以残酷的社会隔离进行新冠清零的政策，也是封闭政治下的历史重复。几乎重复了1959到61年期间的三年饥荒，而它的政治根源，也与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搞动态清零，其核心关系到所谓“制度竞争”。北京的所有政治考量和集权努力，一方面在于防范苏联崩溃的命运重演，另一方面则在于与民主世界进行制度竞争，通过宣传和输出威权主义的中国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抗衡和消弱民主制度的影响，从而真正巩固中国国内的政权。这是中国从2013年以来不懈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也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政治宣传战狼化，以极端的民族主义论调诋毁民主、宣传“四个自信”的根本考量，尤其是在三年疫情的制度竞争当中总结出所谓“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为坚持清零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防控疫情本身，成为与美欧进行制度竞争的战场。中国试图展示一种不依赖西方的先进疫苗和开放社会的弹性治理，而能通过土法炼钢式的低劣疫苗和中药、以及依赖暴力和宣传的官僚行政体系，进行严格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和产业与物流管制，即长期坚持全国范围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模式，控制病毒的传播并且维持生产和经济，实现一种中央意志指挥下的疫情控制和管制经济模式。

北京领导人所青睐的所谓新型举国体制，被用于展示针对病毒的制度竞争。几乎所有的行政资源都被投入集中营式的隔离方舱建设，而非用于医院设备的改善、医疗体制的改革、有效疫苗的引进和重点人群的关护。其结果，当然错失三年时间，在拒绝与病毒共存也是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交流的同时，坐视医疗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爆发，如同三年饥荒的重演。

有关制度竞争的宣传战，不仅主导了中国民众的新冠认知，甚至主导了实际的防疫措施，也因由国际竞争主导国内政治从而造成了致命的失败，如同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围绕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包括意识形态和军备领域的双重竞赛，最终耗竭了内部的一切潜力。对中国来说，这种制度竞争的后果已经浮现：不仅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的失败，也是治理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失败。

https://www.dw.com/zh/%E5%AE%A2%E5%BA%A7%E8%AF%84%E8%AE%BA%E8%87%B4%E5%91%BD%E7%9A%84%E7%AB%9E%E4%BA%89%E5%8A%A8%E6%80%81%E6%B8%85%E9%9B%B6%E7%9A%84%E6%A0%B9%E6%BA%90%E5%8F%8A%E5%90%8E%E6%9E%9C/a-64185103

@buzhangjiuzhou 想起了哈耶克的名言“一个富人掌权的社会总好过一个掌权之后才能成为富人的社会”
（没找到英文原文

我笑死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值得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