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eru萌 @mengmeng55@social.cleverlibre.org

现在感觉像是

首先他是恐惧的，这是久违的被摆到了公共层面的恐惧——这种恐惧触及了这个系统根本性的脆弱、即习与中共的合法性来源——这恰恰证明彭载舟是对的、最早在上海街头喊出「下台」的人群是对的。直指根本的政治性的公共表达，对这一切的荒谬公开地说不，才是最具动员力与生命力的关于语言与身体经验的勇气「启蒙」。恐惧的天秤中那个隐形的砝码现身了 ，虽然这同时意味着这个依旧强大无比的极权机器的疯狂反扑和更加严防死守的管控。

同样让人想叹一声久违的是这个反应短暂地回到了理性独裁者的逻辑，虽然它只是蜻蜓点水的一瞬，是猝不及防下的一个回神的激灵，因为非理性原本就是权力集中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即便有什么延续性，这也丝毫不值得庆祝而只进一步说明我们处境的可悲，这么多人道灾难的堆积才终于让「亲自指挥」的某一个人理解呼号与疼痛的关联或者找到台阶，而这甚至成了许多人眼中足堪庆贺的胜利——这实在是自我期许上堕落得足够久、与正常的公共生活想像隔绝得足够久、在大环境与具体生活除了指向更坏其他全然无法预判的泥淖里翻滚得足够久，才可能习得的生存惯性。

我心里一直无法摆脱的一条时间线关于规划中2020年全面建成的社会信用系统，这个因为covid在公共讨论层面不如前些年热烈、却恰恰因为covid得以堂而皇之彻头彻尾实现的几乎超越任何反乌托邦小说设定的电子监狱。这是无论习或者官僚集团都无法放弃的甜头、是没有covid也有其他借口加诸所有人的电子镣铐、是早在边疆预演的帝国回旋镖。过去十年以及更久的时间线已经不断向我们证明，自欺欺人对应的只有更彻底更系统性的剥夺与更难以预估的灾难。我们要谈论的难道只是防疫政治、要追问的难道只是这三年吗？

看了Myra——本该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律师的传奇女人——的故事，好感动……

Myra Colby，和丈夫婚后改姓Bradwell。婚后几年，Myra开始在丈夫开的律所里当助理，期间自学起法律。

1868年，Myra创立了《芝加哥法律新闻》杂志——英美第一份法律杂志，在法律界很受欢迎，通常会刊登法院意见、法律和法令的信息，并且还有揭发丑闻、批评当地律师和司法部门的腐败，并敦促监管的功能。Myra决心提高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该杂志还会刊登“与妇女有关的法律”的专栏。

但当时法律规定，已婚妇女不能成为公证人或持有私人财产。
于是，Myra参与起草了1861年的伊利诺伊州已婚妇女财产法案和1869年的收入法案，两项法案都允许已婚妇女控制她们的收入和财产，以允许她以已婚妇女的身份拥有和经营企业，并可以在不在丈夫参与下签订合同的权力，并能保留自己的收入。
这在当时的美国是破天荒的。

1869年8月，Myra成为第一位通过伊利诺斯州律师资格考试的女性，但是，伊利诺伊法院拒绝给她颁发律师资格证，理由是：Myra是个女人。
1870年2月5日，伊利诺伊州高等法院再次驳回了她的请求。
首席大法官Charles B. Lawrence说: “上帝设计性别是为了不同的行动领域。”

Myra不肯服输，她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声称因为她是女性而拒绝让她进入律师协会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赋予她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剥夺美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 任何国家都不得在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 也不得剥夺其管辖范围内任何人的平等法律保护.…….”)。

但美国最高法以8比1的比例判她败诉，声称：
第十四修正案所说的的特权和豁免权条款并不包括从事某一职业的权利。
法官Joseph Bradley写道:
“女性天生的、合乎体统的胆怯和敏感，显然不适合从事公民生活中的许多职业... ... 女性最重要的命运和使命是履行妻子和母亲的高贵和善良的职责。这是造物主的律法。”

法庭给出的理由如下：
妇女不允许从事法律工作。否则恐将打开洪水的闸门，导致更多的妇女将想要追随Myra Bradwell的脚步；
残忍的案子不适合女人来处理；
州政府担心女性在行政办公室会有不良影响。

尽管败诉，但Myra的案子依然极大地震动了伊利诺伊法律界。
1872年，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终于通过了一项新法，规定:
“任何人不得因为性别而被排除或禁止从事任何职业、专业或工作(军人除外)”，并在1875年通过了另一项法律，允许妇女成为公证人。

Myra此后继续她在《芝加哥法律新闻》的工作，她是该杂志的出版商，业务经理和主编。
她还成为妇女选举权运动的积极成员，担任伊利诺伊州妇女选举权协会秘书长，还协助其他州的妇女在各州学习法律，积极推动法律变革和获得法律执照。

在华盛顿，一项反歧视法案于1879年终于获得国会通过，从此允许妇女在联邦法院执业。
1879年，另一名受Myra影响的女性Belva Ann Lockwood终于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美国最高法院的女律师，又在1880年成为第一位在最高法院进行案件辩护的女性。
1889年，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Myra Bradwell小学建立，以Myra的名字命名。
1890年，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主动批准了Myra二十一年前的律师资格申请，使她在记录上被接纳日期依然象征性地显示为1869年。

仅在她获得律师资格的四年后，时年63岁的Myra因癌症去世。
她的小女儿Bessie继承了母亲的衣钵。
1882年Bessie从芝加哥联合法学院毕业，获得法学学士，被伊利诺斯州律师协会录取。1885年婚后加入了丈夫的律所。1894年母亲去世后，Bessie加入了《芝加哥法律新闻》编辑部，从助理编辑做起。1907年父亲也去世后，Bessie成为了《芝加哥法律新闻》的主编和所属公司的总裁， 一直工作到了1925年——她去世前两年。

p1-p3分别为Myra、第一名女性律师Belva Ann、Myra的小女儿Bessie

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投稿
以及学校内的涂鸦已经被清除

我并不反对打疫苗，我只是不想去打国产疫苗，至于有没有在国内打国外covid疫苗的途径，不需说谁都明白。然后我就会被批判为反疫苗ist，进而是反理性反科学的。我想，国内的事大抵如此；比如我反党，但国内并没有其他党能让我支持，于是我就必须是恨国的。
给你一道选择题，删除所有其他选项包括对的那个，留下单单一个最错误的给你。不选不得分，违心选了，大概我觉得自己道德上是要扣分的。

反思，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义务。只要稍微想想“幸存者内疚”这个现象的存在，就更能意识到那些不反思大环境的简中理客中的荒谬性。按理说，幸存者有什么好内疚的呢？无非是别人倒霉而你比较幸运罢了。可是你再想想，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这样奇怪的本能？因为这是有用的。用一种拟人的方式来讲，大自然就是要逼你反思，逼你关注同类的遭遇，生怕你把“咁多人死唔見你死”当成无需解释的运气问题。由此说来，一个人自诩能对社会问题发表有价值的见解，却缺乏这种根植于基因之中的，最底层的社会性本能，似乎这个无数人被禁言炸号喝茶坐牢的大环境根本不存在，自己可以凌驾其上就事论事地发表观点，这难道不奇怪吗？一个不用脑子都能明白的事情，有脑子的人居然不明白，只能说他们把脑子用在了自欺上。说得难听点，就算你的个人倾向正好长在了这个狗逼社会的爽点上，自己不反思这一点，你就也是个狗逼，最多是个真诚的狗逼而已。

哈哈哈哈哈，方舟子眼中的世界

突然想起来，这个把中国人民折腾得要死要活的奥密克戎，本来应该叫“xi”的，是世卫组织为了避讳改的🤔 ，这下一切都能说得通了，属于buff叠加。

健康码取消了嘛？没有。
方舱拆掉了吗？没有。
核酸取消了吗？没有。
可以出国旅游吗？不能。

这就是常态化。

习近平请高僧算命：“我将死在哪一天？”高僧答：“你将死在一个节日里。”“为什么？”习近平问。“因为无论你死在哪一天，”高僧回答，“这一天都将是老百姓最盛大的节日。”

里面主要是李老师的长篇自述（希望有友友能翻译成中文），非常动人。简述几点：

李老师在用推特前曾在微博转生过50个号，他的关注者在那时就经常给李老师投稿，炸号后网友甚至主动借手机号给李老师注册新号；

有南京网友专门骑自行车拍照，向李老师投稿报告城市动态，提醒其他抗议者小心「Li: I think that’s a really moving thing.」；

李老师在受到死亡威胁后也害怕，但他看到上海抗议者喊出「习近平下台」后，他说：

「When they shouted out “Xi Jinping, step down,” I suddenly felt it didn’t matter anymore. I can report this thing. I can type these words. If they aren’t afraid to say it, then I’m also not afraid to type it. That’s it.」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2/12/02/1064075/teacher-li-twitter-china-protests/

李老师，谢谢你！

没有举白纸，没有喊口号。27号那天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被带走，具体原因不说了怕被认出来。
先是被拖走的，又四脚朝天被拎了一段路，后来让我自己走的。同时进去的男性还有被拳打脚踢的。对我没有。这个时候手机就被收走了。铐上手铐进去之后被分到一个派出所等处置。一个派出所大概处理十几个人，基本上都是这个流程进来的。进去之后询问有没有拍照，传网络。提供手机密码，有也不让删掉。简单录个笔录问是不是党员，有没有国外留学经历，问进来的原因，接着就是等待。再录详细的笔录，查监控，核对细节。十几个人一个个来。态度好承认错误，没有犯大事，说只是去凑热闹的，写个悔过书。总共不到24小时流程就结束了。还有很多详细的事暂时很混乱理不清先不写。
24小时没有睡觉。
总体感受是，公安局我也进过了，体验过一遍了，并没有很可怕，很多流程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警力已经出现不足，他们也开始走过场了，我站出去的时候就已经不怕死了，现在我死过一次了，我更不怕了。对方是什么样的我也已经知道了。站出去过的我就是和没有站出去过的我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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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技巧 #魔法 #女权
分享一个很棒的思路及其来源：

前因略。
室友在手机店生气的时候，店员正准备道歉，男店长突然态度很差说话难听。店员赶紧圆场说「男的嘛，不太会讲话」，不料室友更生气了，大声说道：

「如果男的就不会讲话，那他可以割掉那个东西不做男人的。」

不知道为什么，男店长听了以后就道歉了。

学会了！下次遇到任何人说男的不会讲话/情商低/任何看似贬低男性实则为他们找借口的话，都可以这样回复：

「他可以割掉那个东西不做男人的。」

防疫三年最震撼我的还是普通老中们。为虎作伥、恩将仇报、拔刀向更弱者、割席自保、互鉴屁股，什么好戏都演了一遍。我从前认知不全，这几年直接被老中们创飞了。对政治环境的悲观尚可以期待外部改变，对人性的悲观要怎么办呢？
独裁者都死绝了又怎么样呢？世界就会变好吗？这德性固然有很大原因是被社会环境养成的，但人就没有一点义务去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吗？把所有罪责都推给极权，何尝不是承认自己不配自由？
与其把极权看成有待推翻的制度，不如把它看成是有待克服的人性弱点。反抗极权未必要上街，在日常生活里做个人就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反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