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家里装修成宇宙飞船内部的样子就可以假装你是星际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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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张虽然有其产生的现实基础，有离岸爱国、再也不学英语的少爷小姐等活例支持，不过中国人应该看得出，共产党这么多年就是拿这招鼓动流氓跟着自己打砸抢的。展示一下有头有脸的人的日子比你好多少，他们体面，你体面得起吗？利用人的嫉妒心和贪欲，摧毁原本有利于大众的价值认同、摧毁社会的联系，我们这方面的理论比龙虾教授可是深厚、悠久、全面多了，而且我们还实践过很久呐。听了个改名的luxury belief就作醍醐灌顶状，这不是爷爷反过来拜孙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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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8日，律师会见了翘楚，以下是我们的记录和转述。请原谅这迟来的发布，作为翘楚的朋友，每一个字砸在心上都好痛好痛。
【关于监狱】
目前她所在的监室有20多人，十分拥挤。睡觉时人挨着人，只能侧身睡。在看守所内，因为翘楚身份特殊，所以每天都有两个管教包夹她，形影不离，不允许别人与翘楚讲话。偶尔有想要和翘楚讲话的人，就会遭到管教的严厉训斥。这样的压力下，翘楚长期被迫失语，更不愿意主动讲话连累其他人。
【关于疾病】
今年9月初复查调药，翘楚停用了治疗幻听的药物。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停药至目前翘楚没有再出现幻听症状，情绪较为稳定，精神状态尚可。
【关于日常】
翘楚说，她目前所承受的苦，远远超出自己之前的想象——每天吃着水煮萝卜、水煮白菜、水煮土豆，像猪一样蹲在门口吃食，没有尊严。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居然坚持下来，可以接受这样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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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 口 指 导
因为快20大了周一上证跌破3000感觉丢脸，所以通知今天只能净买入，否则停交易权限。
我的评价是，他们也知道丢脸啊😅
（图片转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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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自己近期发言就是充分理解了那种只在文艺作品和别人嘴里认识的“朋友谈恋爱以后变成面目可憎的无聊弱智不想一起玩了”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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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是邓力群、胡乔木这种党内笔杆能够兴风作浪的最后好日子。89以后强化政权合法性的渠道就是钱，江胡时代整个社会的标准是搞经济、搞建设、赚钱，事功，党校、社科院这种理论研究部门长期被轻视，在一线，被非常轻视，存在感基本是0，提起来则视为“不能做事”，不在决策链条内，也不懂改开以后很多具体的新做法，既没权力也没见识。
同样在90-00年代，信息管制做不到现在这么严，高校里思想也活跃得多，再加上共产理想主义早就破产，党校做的那些理论工作、党校的文化水平，不但在学术界没啥人看得起，在体制内，同样被从各种渠道接受了新东西的人们看不起。90年代我听过人从中央党校回来转述见闻，说党校的法学教授讲辛普森案——这个案子当时国内新闻也做了较多报道，很多人从中看到了美国的司法程序和审判原则而大开眼界——但党校教授的观点就是辛案体现了资本主义法律的虚伪性，转述者还学教授说话：“铁证如山啊！”在座无不嗤笑。那还不是非常私密的场合。
我对中央党校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被这个时期塑造的，我在这点上跟随时代。所以我对党校里出来的人，比如蔡霞，没有任何期待。蔡霞访谈里她自己说的不少话其实唤起了以上两段里的那种感觉，比如“七五事件后我看完新闻联播呆掉了一晚上没睡着”，这反应好像不太符合一个离权力中枢不远的人应有的见闻储备，但考虑到是党校的，我又理解了；又比如她说“跟外面（的大学）比，中央党校文化就不算高。但是从共产党本身是没文化的角度说，中央党校就算有文化的”，这也挺坦诚了，但其实外人觉得党内有文化的也不在党校。
不过我觉得这么个环境她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为任志强说话，是有勇气的，没必要否认和贬低。在推特上说的一些话、挺川，之类的，那反正党校的人么，参照以上两段。听众知道这些大概的背景和人的局限，是为了准确接收到她的意思（包括不要曲解为怎么合理化开枪之类），然后决定自己在什么程度上采纳她的说法。
当然体制内接受了新观念的人也好，在党校里坚持一定程度独立思考的人也好，他们这方面的想法都没有见于行动，而是投身于经济建设的大潮中！赚钱，苟且，不见棺材不掉泪。所以当时吃了苦的人和后来的新人认为你们有文化又怎么样呢，你们敢说敢讲又怎么样，事情还不是被大家一起搞砸了，我认为也批评得对。顺带说一句就是思行分离、思行背离这一点真的在90年代以后长期存在，很多人一边批评一边还是有事做事有钱赚钱，分裂已经内化到性格里了，想的和做的可以很自然地不一样，乃至现在言行背离已经不能带给你什么好处了，没有实际的需要了，但还在分裂。我身边就有朋友一边骂共一边让小孩上中文学校，我就说你都到了香港了、又是这么个立场，你还让你小孩学中文干嘛，接受那么多中文信息中文逻辑，还每周听国歌升国旗的。但她以前一直是这样的，也没吃过亏，二十几年经验足够塑造一个人了。
蔡说的一些事实可以和已有的信息对照。比如2011年关于辛亥、二次革命、不改革就等革命的讨论，可以对照当时为什么会传出王岐山推荐看《旧制度和大革命》；又比如2012年很多人对习近平有不切实际的期待，这里她没有展开讲讲为什么，当时很多跟体制沾边的知识分子都在（没有任何可见证据地）鼓吹习会进行政治改革，乃至来回串联，大肆宣讲，我还是挺想知道当时那些人都吃了什么药的。还有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的方案，按蔡霞说法是企业家很兴奋，但其实当时地方政府应和着搞了一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计划，要让民企参股，金额都很大，标的也都是大国企大能源大交通这种实在的资产，但一个是蔡霞说的没有保障，不是真心实意，另一方面金融口根本就不买账，没地方找资金。可能跟蔡霞接近的企业家还是有些头脸的，自信能够得到或者还在希望争取政策支持，再接近一线就直接感受得到，没有任何方面的执行细则，没有人在动。诸如此类等等，当然这些信息的价值见仁见智，对我来说也就是多凑一块拼图，满足一下个人的趣味和好奇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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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火柴小po，寒冷的冬夜划开一根火柴点燃自己，肖想cp黄色点子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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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160 陈四万辞职
2000年7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在報章撰文，指董建華透過「中間人」施壓，要求停止對行政長官及政府的民意調查。其後公開了「中間人」是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及副校長黃紹倫。
這個干預大學民調的消息引起社會巨大反響。港大校委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小組，由終審法院法官鮑偉華任主席，特首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涉及事件被傳訊作證。調查小組其後發表報告，確定鍾庭耀指控屬實，認為路祥安企圖阻止不利政府的民調，以免進一步打擊港府民望。事件最終導致鄭耀宗及黃紹倫請辭。
但路祥安卻獲董建華留任。話說路祥安這個人，原是董建華家族生意東方海外的高層，與董建華關係極密切。董擔任特首後，把這位「家臣」帶進政府，任特首辦高級特別助理。直至董建華2005年初離任他才跟隨離職。
這裡不能不講到十多年後他詭異地突然死亡。事緣2010年香港成立一間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從民政事務局長職位退休的何志平任基金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路祥安任副秘書長。而主席就是大陸最大的民營石油公司中國華信的董事長葉簡明。2017年11月，何志平在美國涉嫌代表華能基金會賄賂非洲查德總統以圖獲取當地石油生意被拘捕。另一被捕者是穿針引線的塞內加爾前外長加迪奧，他後來轉做污點證人。
加迪奧呈庭的電郵紀錄披露，路祥安知悉甚或指引何志平送贈200萬美元給查德總統，另外給予加迪奧10萬美元酬勞。正在美國法院考慮提出引渡路祥安前往作證之際，路突然患流感進入香港瑪麗醫院，兩天後死亡。基金會主席葉簡明就在大陸被「拘留審問」，下落不明。於是，中華能源基金行賄案就查到何志平為止，幕後老闆就查不到了。何志平被判刑三年及罰款40萬美元後，於2020年回香港。他太太是台灣著名影星胡慧中。
2000年9月，陳方安生突然被召到北京，跟負責港澳工作的錢其琛晤談。據新華社報導，錢敦促陳太「更好地支持行政長官的工作」。意思是過去沒有很好地支持董建華了！
12月，國家主席江澤民在澳門回歸一周年大會上說，「行政長官既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也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這兩者有何區別？沒有人注意。我在《蘋果日報》專欄中說，在1996年董建華選特首時，支持他的中共輿論說這是最好的「董陳配」。也就是說，董建華是地位超然的特區首長，而他選擇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就是政府首長。特區首長位居三權之上，任命大法官、政府首長，協調立法會不同派別。具體施政的是政務司司長，即政府首長。這原是過去港英的傳統，港督是香港的首長，但日常施政就是布政司。因此新任港督來港，都不帶自己的班子，而是沿用原有的文官去施政。
江澤民的話，顯然意味著不能再由政務司司長去當政府首長，即要行政長官代替政務司司長去負責日常施政了。
2001年1月，陳方安生以私人理由提出在四月底辭職。當時有指她與董建華關係不和，但真正的原因，應該是中共對於她所統領的公正、中立的公務員隊伍「無所施其技」。中共從中央到各省，都有人想通過宴請、送禮、統戰、關說等方式影響香港各有關政策局，例如入境處、金管局、香港電台、廉政公署等，以獲取特權或利益，至少方便行事，但都受到遏止。
國際媒體對陳方安生的請辭相當關注。《紐約時報》形容其辭職「令香港失去了在政府內最有權力維護公民自由和法治的人，是香港自治再無保障之訊號」。有媒體指她的辭職「象徵傳統公務員價值觀和勢力的消退」。也有評論說，這意味彭定康離任前提出的「香港是否仍然擁有一支精明能幹且能秉承一貫專業精神的公務員隊伍」，這一個最重要基準弱化了。
2002年，董建華在民望低迷下，被中共再選任為第二屆特首。他上任即推出由他任命和直接向他負責的「高官問責制」。各政策局的權力都由特首任命的局長負責，而原有的公務員就承擔錯失的責任。
2007年6月，陳方安生接受電視訪問，說當年她辭職，是因為不同意董建華推行高官問責制，認為破壞公務員傳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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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158 熊玠傳話風波
從這些人的神情舉止，我就想到中國人受兩千多年專制文化的影響，早就把「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個古訓，拋到九霄雲外了。奴性成習的中國人，在接近掌權者時，都會產生亢奮感。尤其是接近絕對權力，這種生理性的亢奮就油然而生，複述掌權者的談話會無限誇大，甚而胡言亂語到令人難以置信。
寫完這篇稿不久，台灣就發生了「熊玠傳話」的風波。
熊玠，美國政治學教授，宣稱參與起草《台灣關係法》。1988年從大陸回美經過香港時，曾經約我見面，說是坐轎車由20部摩托車在前面開路，從廣州駛往深圳來港，備受重視。又說見過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什麼人，他說不能講。領導人講了重要的話。是什麼話？如何重要？他又說未到時機，不好說。約我見面原來只是想炫耀和發洩他的亢奮。
後來，他在台灣說，他從中共一級領導人那裡獲得的訊息，是「希望與國民黨談判籌組聯合政府，雙方商定新憲法，新憲法可以不列入四個堅持（主要是堅持中共黨領導）」。這不是「一國一制」了嗎？熊玠說：「他們現在強調『一國一制』，可以回歸中華民國憲法，也可能接受中華民國國旗、國歌。」關於許多人擔心對台用武，熊玠說：「中共正尋求適當機會宣布放棄對台用武。」又說，中共對台灣的「國會全面改選」尤為關切，擔心改選後出現「台獨」國會，所以歡迎國民黨回大陸來「設分區黨部」，改選大陸籍的民意代表。
被追問一級領導人是誰，他說，「指的是鄧小平、趙紫陽、李鵬、楊尚昆……這一級」，「但不一定在這名單內」。被問急了，就說：「這個構想不能說是中共既定的政策，只是它確實在中共領導層的腦子裡轉。」大教授高明之處是連中共領導層腦子裡轉的政策也知道得那麼具體。
他後來又說，這些意見是他綜合近兩三年來與中共一級領導人談話的結論，「是經鄧小平同意的」。
那麼是跟鄧小平談的嗎？他終於忍不住了：「他要見我，有什麼辦法？」（好委屈啊！）「去年見面談了六個鐘頭，今年見了面又談，不是我吹牛，不過我不能講了，別人會以為我自己往臉上貼金！」既然是「有什麼辦法」才去談，怎麼說得上「臉上貼金」？
這個「傳話」，台灣傳媒廣為傳播、追問。香港傳媒卻不見報導。原因很簡單，台灣人容易被騙，香港人就不會有人相信。中共一級領導人有沒有講這樣的話不重要。講了，只不過為了把台灣騙上談判桌，而只要上了談判桌，中共就一定贏，因為所有承諾它都不會遵守；沒有講，就是一個大教授接近最高權力後胡言亂語的亢奮。我寫出來是作為趣談，讓讀者了解一個那麼有學問的政治學教授竟然對現實政治如此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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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156 董建华的八万五，“不存在了”，第一次听到是在黄子华秋前算账
1997年10月，董建華上任三個月，民調顯示他的民望甚高，支持度達到百分之六、七十。10月他發表第一份施政報告，滿懷信心地表示要把治港工作放在房屋、教育、老人福利等方面。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他提出「我們以每年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單位，為增加整體房屋供應目標，使到十年後，全港70%的家庭可以擁有自置居所」。
這是會使一些人感到「振奮人心」的指標。但這個指標的制訂，有沒有經過如港英時代自下而上的專業和謹慎的評估程序呢？至少沒有人看到。
八萬五計劃在社會引起議論後，當時行政會議成員、據稱是八萬五倡議者的梁振英說，有關計劃是彭定康時代就開始研究的，把責任推給前朝。但在1997年2、3月間，曾經有一位在房屋司擔任高職的朋友給過我一份名為「長遠房屋策略評議」的文件。這文件是顧問公司的專家撰寫的報告，通過調查和專家設計的電腦程式，計算出從1995年至2006年這十一年間，香港平均每年對房屋單位的需求為八萬個。文件又指出，當時香港人有自置居所的家庭略超過50%。
八萬個單位是「需求」，而不是必須實現的「指標」。港英時代會在施政報告提出願景，但從來不會訂出指標要各級官員及社會各界去「追求」。「需求」與「指標」有啥不同呢？以房屋供應來說，了解了社會每年有八萬個單位的需求，政府就首先從私人地產發展商那裡，取得他們每一年會在市場推出多少個新單位，再計算政府仍需建多少公營房屋（一些地方稱之為「國民住宅」)去滿足社會需求。因為發展商是半數以上的房屋供應來源，也是支撐著股市和各行各業的最大企業，是經濟命脈所在。八萬五千個單位當然首先要依靠地產商去供應。
「指標」就是領導人提出一定要實現的宏圖大計，而自置居所從50%在十年內要大幅升至70%，更是大躍進式的「指標」。
提出八萬五作「指標」，私人發展商既知道這是董特首的「嬰兒」，卻不知道政府會建多少公屋，不知道會不會供過於求，影響樓價。加上在金融風暴後加息的陰影下，地產業好景不再，於是很多地產商就放緩了發展項目。為實現董建華的「指標」，政府就要增加以及加快建公營房屋。
此外，為了實現70%的自置居所，政府決定將廉租的公共房屋，以極低的售價賣給現有住戶。
政府的加快建公屋和廉價賣公屋，均使社會房地產價格大幅下調。地產代理公司紛紛倒閉。許多擁有自置房屋人士，資產大幅缩水。更有不少正在分期付款供樓的人士，因房價下調而使擁有的物業變成負資產，即市值比尚未清還的本金現值還低。
股市中有四成屬地產股，地產下跌也使股市不斷下跌。九七前香港的經濟榮景一落千丈。當時不少人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是樓價下滑的元兇。但董建華一直沒有表示八萬五建屋計劃會取消。直到2000年他接受電視訪問時才說，1998年就沒有提八萬五啦，它已經不存在了。「不提及等同不存在」，讓市民感到驚訝。
他說這句話之後某一天，我與幾位傳媒朋友應邀到當時的財政司司長曾蔭權官邸午餐。席間我問財政司司長，八萬五已經不存在這件事，董先生有沒有告訴你？他遲遲疑疑不知如何回答。於是我說，那就是連你都不知道啦！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九七後第一任特首提出一個建房指標，就反映治理哲學的根本改變。港英時代，包括麥理浩十年的許多重大建樹，儘管開始可能都是高層的構想，但一定經過自下而上的層層調查、顧問公司的報告、有關委員會的研究、社會諮詢，才會在施政報告中作為願景告訴市民。
那時的港英政府，我覺得有點像《道德經》所說的「太上」境界：「其貴言也！成事述功，百姓皆謂：我自然！」意思是「為政不在多言」，辦成了什麼事，在講述功勞的時候，百姓都說，是我自然得到的。不會感謝領導者。
而中國專權政治的傳統，就是掌權者喜歡多言，好大喜功。中共建政以後，最高領導換一個就總要提些宏圖大計，以體現領袖的豐功偉業，歷史留名。這些大計許多都是擾民，有些更造成對環境和社會秩序的破壞。董建華即使在港英行政局當了多年議員，還是擺脫不掉中國人的政治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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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143 无法复制的香港，女王的一次通过不作为而作为
堅持要收回香港主權的中共領導人，總是說「外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一定做得到」，鄧小平承諾九七後香港五十年不變，他在1988年說，「實際上，五十年只是一個形象的講法，五十年後也不會變。前五十年是不能變，五十年之後是不需要變」。還說「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
香港是那麼容易「保持不變」甚而可以「複製」的嗎？如果了解香港過去推行一項計劃或新政的過程，就知道不僅實行專權政治的中國不可能使香港「保持不變」和「複製」香港，即使英國本身，也不可能「複製」另一個香港。
港英時代最後三十年在香港的施政，其特點簡而言之，就是「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方針，和無需付出民主代價、純粹以專業考量去推行新規劃。
「積極不干預」是指「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政策，政府給各大中小企業最大的支持，最小的干預。若遇到政府必須干預時，那麼這種干預也一定是積極和有正面效果的。
純專業考量，就是使社會各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影響和壓力降到最低。無論是建屋規劃、新市鎮、建新高速公路、海底隧道，甚而教育政策、政制改革等等，政府多會找一家與香港利益關連最小的偏遠地區的顧問公司，來香港做一個可行性研究，比如愛爾蘭、新西蘭、挪威的顧問公司。作出可行性報告後，就交給一個由政府委任的、非本行人士組成的委員會去審核，比如交通委員會的委員，就不能夠是經營運輸公司的成員。通過後交給行政局。有時候會發表一份綠皮書徵詢市民意見，最後才發出權威性文本白皮書。
這種純專業規劃，不大可能在民主國家實行，因為在民主施政的過程中，一定有不同的利益集團企圖影響規劃。比如地下鐵路在哪裡設站，各處囤有土地的發展商就一定想辦法去游說議員或政府。這些都要社會付出成本。在專權政治中，領導人被認為是最「英明」的，他部署、領導做的事情，更是何須經過這麼多專業程序？
無須付出民主代價，但背後就有一個歷史最悠久的民主國家英國的保障。
我最記得1986年，港英當局向立法局提出「公安（修訂）條例」草案，將一條1951年制訂而沒有執行的「懲罰發放假新聞」條例移置進去。條例規定，舉證的責任要由被告承擔。也就是說，一旦被政府控告發放「假新聞」，被告就要在法庭透露消息來源。這一條例，引起新聞界極大反應，我也每天去立法局旁聽席觀察辯論，並邀約官員和議員表達反對意見。不過，這條例還是在1987年2月通過了。
奇怪的是，條例通過後，兩年都未見有實施。我後來聽到消息，說這條通過的法例送到英國，英女王遲遲未簽署，因此也就沒有實施。兩年後，政府當局於 1988年 12月再向立法局提交新草案，廢除了這一條。英女王何以遲遲不簽署，沒有人知道。我只能猜想或許是英國的民主傳統起了作用。
1981年《七十年代》開始密切關注香港前途問題之後，那十多年我接觸不少港府高官和兩局議員，也被諮詢過意見，算是了解香港在英國民主制度保障下，毋須付出民主代價而享有自由、法治和專業管理的獨特之處。
我不再反英、反殖，但也不是親英、戀殖，只望這個無法複製的世上最文明的地方可以維持下去。但顯然不能夠了，於是推動付出民主代價以保障這裡的自由、法治、人權。當然，最後這努力也失敗了。
把家里装修成宇宙飞船内部的样子就可以假装你是星际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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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方励之文集知道一个词：“水晶城”。【1965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虽然风暴尚未正式到来，但预演已经开始了。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和中央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计划把北京变成“水晶城”，即居民中没有任何阶级敌人，全由具有良好阶级成分的人，或改造好的人构成。各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一一被勒令迁出北京。】
蓑衣褪尽任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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