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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場尋租模式：
＂在中央放行下，手握加工貿易許可權的地方官員，兼具創租（rent creation）、分租（rent distribution）與尋租三重角色，以組織化、制度化的形式發展。包括工繳費匯差、土地批租費、勞動管理費、虛擬所有權、社會保險費與住房公積金等，各式形形色色的獲益，創造地方財政收入與幹部個人利益的雙贏，並實現國家攫取價值的創匯目標。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為這套尋租制度受國家認可，具有一定正當性，提供外資可靠穩定的承諾，也相對降低了應付紛雜政商關係的交易成本。於是，在歷史耦合的時空條件之下，看似南轅北轍的尋租與成長，便得以齊頭並進。＂
＂然而，當國家與資本相謀，打造經濟火車頭的同時，底層民工階級卻深陷雙重剝削的困境。一方面，是典型資本主義對勞動階級的剝削，不斷從中榨取剩餘價值。另一方面，則是中國特殊的資本模式，
由國家一手打造「公民身份差序」體制，把不同背景身分者有位階性的區隔，使企業能「合法地」把民工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只需提供次等待遇。
透過國家積極參與剝削民工階級，大幅降低勞動成本，形成二次剝削。＂
鎖國體質再進化：
＂為何中國可以抵抗「依賴情境」？首先，中國在1970年代末開啟對外開放時，中共已是一個高度權力集中、強勢控制經濟與社會、具有導引政策能力的政權；並且，中國在區域地緣政治上享有顯著影響力。這部國家機器已具有高度的自主性與能動性，因此，當中國再次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中國在地體制能以相當強的國家能力切入全球價值鏈，發揮其能動性；地方政府能夠在其與價值鏈鑲嵌的節點上攫取經濟剩餘，並推行產業升級政策，攀爬價值鏈之權力階梯。其次，中國開放外資參與的策略「內外有別」：對於加工出口型的外資，中國的開放性很高；但對於內銷市場型的外資，特別是策略性產業，中國則相當小心，保護國內市場，嚴格規定外資所有權比例，並提出合資合作、技術轉移等要求。＂
＂新重商主義以國家權力統整資本，背後驅動力是經濟民族主義（不能忘記習近平不時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種觀點認為，中國在跟隨「新自由主義」的進程，這個判斷有待商榷。中國其實利用了全球化自由貿易的環境，搭便車，玩新重商主義戰略。中國的「國家左派」曾警惕中國走「新自由主義」道路，其實是項莊舞劍，他們真正擔心的是─中國走上西式市場民主政治，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前兆。＂
＂中國的電子商務與「共享經濟」發展迅速，也與國家產業政策息息相關。此產業政策中的戰略矩陣，包含「國家監控社會」、「國內市場保護」與「跳脫西方技術壟斷」等相互扣連的環節。中國政府結合了「國家監控社會」與「企業尋求利潤」兩個動機，例如電子商務中企業與國家的共生合作關係，企業提供商業交易活動的數據以協助國家進行社會監控、執行審查，而國家則給予企業壟斷或寡占性特權，因而達成「社會控制的商業化」。這種對內社會控制模式必然傾向建造一個封閉性政治經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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