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建立于私谊以及互助习惯的黑市交易之外，另外还存在一种黑市交易。这种黑市交易，是由熟悉经济脉动的投机者，借由囤积生活必需品，抬高价格以牟利而衍生出来的。这种货币至上的黑市交易使得东京的米价节节上涨，根据在战争时期每天写日记的小说家永井荷风指出，1943年间，白米的黑市价格1升是4日元，到第二年，由原来的10日元涨到15日元。短短一年内，白米的价格就从250%涨到400%。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主妇必须掌握各种资讯，根据这些资讯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还得经常观察社会情势的变化。

为了维系家族成员的生命，主妇们不得不掏出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同时下乡去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而为了造访这些新的人脉，又必须想办法搭乘当时极其难寻的交通工具，而为了获得政府配给的衣服和食物，必须长时间站立。另外，为了日后能获得邻居的帮忙，必须出席邻组的例会，或是在自家庭院挖掘防空洞躲避空袭，以及参加严防敌机空中来袭的防空演习。不过，最后这项防空演习，只是练习徒手接传装水的水桶，或用扫帚灭火而已。到了战争末期，敌机正式轰炸时，这些练习丝毫派不上用场。

家庭主妇为什么必须如此十项全能，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大部分的男人，无论是年轻人或中年人，只要身体还能动的，不是被征召入伍，便是被征调到军需工厂工作。1944年2月，被征召入伍的人数已达400万人，占当时男性总人口的10%；到1945年8月，投入军务的人数高达719万人，已占包括儿童、老人、病患和残障者在内男性总人口的20%。

战争时期的都市主妇们，在缺乏男丁的状况下，不得不张罗一切的家务，但这也使得明治时代以前，农民、渔民和商人之妻的传统得到复活。明治时代之前，武士等只占全人口的极少部分。因此，非武士阶层的妻子与武士阶层的妻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战时的都市主妇们不但要肩负起生活的重担，而且还要具有看顾所有家事的自信，并迎接战争的结束。反观从男性至上立场发号施令的日本帝国政府却举旗投降，使得男人们失去了自信，而女人们却仍旧继续日常的工作，以维系自己、孩子和其他家人（包括丈夫在内）的性命。这件事，给予这些女性在近代日本从未有过的权威。茨木则子（1926-2006）写过一首题为《当我最美丽的时候》的新诗——日本战败的时候，她才十九岁——表现出战后不久许多女性共有的高昂且充满自信的气息。

女性丝毫不必负起日本发动战争的责任。她们既不是陆军或海军的领导者，也不熟悉把战争合理化的政治语言，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享有投票权。不仅如此，为了能够确保生存所需的粮食，她们不得不犯法。倘若她们如实地遵守法律条文，恐怕所有的家人都得饿死，至少在都市里的情况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是女性而已，大多数的日本人在战争期间都以某种方式触犯过法律。女性从黑市市场得到某些讯息，通过共同的私下交易相互帮助，避免与现存的国家秩序正面冲突，但仍遵从超越公认秩序的道德与习惯；她们不讲夸大的政治口号，却充分运用战时不为国家机器纳入，或可说是因此涌出的实际思想。这种思想不仅与日本政府的投降无关，甚至正因为如此，而成为她们继续活下去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