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年受的启蒙是，不要用人性之恶去掩盖制度之恶，而应跳出对个体的道德要求，去看结构性因素。我现在会觉得，不要因为制度之恶，而忽视了人性之恶。这二者在中国显然是交叉互构的。
跟我同时代的朋友应该记得歌手丛飞。他靠唱歌捐了300多万，援助183个贫困山区的孩子。2005年他患胃癌，不得不中断资助，却遭到很多受资助者的攻击，质问他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丛飞去世之后，他的妻子邢丹在高速公路上被乱石砸死……这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悲剧结合了命运悲剧的事情。这种事会让人觉得，整个世界的内核就是不公正，不善的。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苍天饶过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完全不是客观的规则，只是人们发明的为了维系社会运转的信念而已。
当然，后来我又看到鲍毓民、刘星那样的人渣不仅活的好好的，还有粉丝后援会，而马姑娘那样坚忍勇敢地与不公搏斗的人，却众叛亲离不断堕入深渊。这些事里，有麻木钝重的系统之恶，但也有赤裸裸的，随机全屏扫射的人性之恶。现实就是，哪怕抽去你党你国你包，你国人的恶还蹲在那里，凝视着你，伺机而动。这就是为什么鲁迅100年前的作品可以无缝应用到今日。
承认制度之恶和人性之恶互相促成，是承认了人的主体性，能降低预期，也能让大家更明白什么是可以改变的（制度之恶），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