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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孜仁:……那么现在我就需要索问一下,为什么轮到我们?我们为什么成了重庆文革的第一块石头?
我49年5岁,那么到66年参加文革22岁,正好17年,我是完整的经历了这个过程,用官方的语言说,就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是完整地接受了共产党的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全过程,而且正好和我们的这种国家的重建同步,也经历了所有的,从不间断的,荒唐的政治运动,从土改、肃反、反右、大跃进、饥饿年的阶级斗争,中苏的论战,最后是文革。我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产儿,我浑身充满了这个时代的胎记,我对自己的解剖就是对这个时代的解剖。那么我们接受的教育是什么样,我想把它总结几条:
第一个,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把中华文化和历史传统扫荡殆尽,那么过去的东西,要么就是封建迷信,要么就是资本主义,当时因为苏联是我们的大哥,所以还能够仅存一些苏俄的文化,这是我唯一能接触的。后来中苏一闹翻脸,苏联就被称为修正主义。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没有什么文化的营养,人类的那种美好的东西,没有了,只剩下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上小学接触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处组织年轻人砸那些庙。我们的学校就在一座庙里面,我们当时就有点像文革。刚才介绍的破四旧我在小时候就见过。也就是说文革的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17年一以贯之,从共产党一掌权就开始的。我记得当时就通知我们要砸庙了,我们小孩就跑去看热闹,把菩萨的眼珠子拿来作玩具。我看了一个统计资料,解放初,成都的庙宇大大小小,不含九座清真寺,一共156所,但到了文革前,几乎扫荡干净,只剩了两个:一个是杜甫草堂,因为毛泽东去看过。第二个是武侯祠。那么连历史上标志性的人物唐玄奘,曾经在我们成都大慈寺修炼了很久,是个标志性的东西,都全部砸了。文革时把它变成了监狱,关造反派的。
第二个,我们的教育方针说的很清楚: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么我们就想起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有一句话:“一个民族国家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而服务。”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当时我们就是说,读书就不要求你好好读,你就是要怎么样进行政治修炼。我后来上大学,尽管学的是工科,但我认为我是进了一次神学院。那是我们所有班级全部配备政治辅导员,就相当于我们的忏悔牧师,随时给汇报思想,甚至好多同学随时给他告密。到了1964年的时候,毛泽东给他的侄儿毛远新的讲话就正式作为文件传达给我们,就明确说了:书读得越多越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学什么东西?
第三,还有就是全社会的一种社会的恐惧感,这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小孩的人格被严重地扭曲,为了保护自己,从小学会说假话,甚至告密。我举一个我非常深刻的例子,1959年的秋天,当时大跃进失败了,成都的郊区已经开始饿死人了,我们也听说了,但没见过。我记得就是我去学校报到,快到学校的时候,突然看见一群饿肚子的人,就像我们以前阶级教育的时候说解放前的那种很贫苦的人,衣服非常破烂,而且面有菜色,走路都走不动了,然后几个人提着鞭子把他们赶着从我面前走过。当时我一吓吓坏了,我在新中国接受的都是我们怎么美好,怎么突然看见这个队伍从我们面前走过。我当时就想极力躲避,我不敢相信这个,如果我知道这件事情,甚至说出去我就完蛋了。因为当时通过反右这些事情我们就知道不能说出去半个字。更糟糕的是后面:没几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我们的语文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题让我们写大好形势,而且体裁不管。我当时——现在想想,我为什么当时就莫名其妙写了一首长诗,模仿马雅科夫斯基的,歌颂形式怎么大好,公然把我买的新的作文本写了整整一本,就剩了一页纸。最糟糕的是我们语文老师在下一次作文评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班这次出了一个大鲜花”,就是说的那首长诗写得多好,他说,“你看,我把剩下的那张纸打了一个大大的5分”。我觉得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灵的扭曲很大,现在想起来,如果我那位老师当时不是这样,而是对我说:“一个真诚的孩子,应该对那个穿着新衣的皇帝说:你一丝没挂!”,我想我人生道路可能就会改变了。但是,非常可惜,那种恐惧感,让我学会了说假话。还有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好像是浸入血液了,1968年文革的时候我在广州,正好香港那些人来回家探亲,正好看见他们一个个穿得西装革履,给我们觉得他们挺富裕的。但我怎么想?我想那全是装的,他们为了回家能装上,宁肯头上多抹二两油,肚子里面少装二两油。
那么第四个就是封锁消息,我们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接受的都是虚伪的,片面的,不真实的东西。那时就想到世界上的阶级兄弟在受苦受难,我们就应该成为一个圣主,这是一种宗教崇拜。那么毛泽东要搞文革,要建立他的一统天下,就必然需要他的信徒。那么正是因为17年的教育,就把我们培养成了他需要的打手和牺牲品。这就让我想起了希特勒在1933年“五一”节的一个讲话,他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们那边的’,我就平静地告诉他:‘你的子女已经不属于你了,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你的后代将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个新社会’”。其实,我们就做得更彻底,不仅我们这一代已经是毛泽东的了,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也完全成了他的。我举一个例子:在文革武斗的时候,我们机械系四年级一个同学在武斗中间被打死了,打死了就开追悼会,追悼会时他父母都是教师,也是教书育人的,上台讲了话。现在想起来是非常可悲的。他母亲怎么说呢:“我失去了心爱的战友,心爱的儿子,内心非常悲痛,但我感到骄傲,因为我培养子女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就是说人已经没有正常的感情了。他培养的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蔑视自己的生命,也蔑视别人的生命。就完全成了一个宗教的工具。我也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打那个常规武器建设厂的时候,那一天死了十个人,其中有一个同学没有死,是无线电系的,他的钢盔被打掉,然后子弹直接穿了过来,把脑浆带了出来,成了植物人。后来,就是过了很久很久,我们看他,他还会发简单的语音。我们一说“毛主席万岁”,他就这样(手伸向前方),然后说刘少奇,他马上就小嘴抹黑,就是说当时他真的可以叫做”融化在血液中“了他最后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最后学校把他赶了出去,回到他的老家,捡垃圾堆的东西来吃,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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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可以在 #中文联邦宇宙纪事 记一笔。
按理说,中央的政治斗争,历朝历代都很难波及到县一级的干部。谁当皇帝,谁当宰相,县令县丞们还不是都干一样的活儿,还不是一样吃炒土豆丝儿。
1959 年,饥荒刚刚开始的时候,河南很多地方其实已经意识到问题,开始停止人民公社,转而试点包产到户。当时明面上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并没有批评反对,更没有明令禁止。结果庐山会议一开,彭德怀一上书,太祖劲头上来了,大手一挥要全国反右倾,立刻包产到户就成了一个天大的罪名。
比如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之前县委书记马龙山让另一名县委干部张福洪负责试点包产到户。庐山会议之后,马龙山一看风向不对,原来包产到户是右倾错误,立刻说这全是张福洪一个人的行为,而张福洪当然说是县委马书记让他这么做的。马龙山是县委书记,等于是只手遮天了,在龙山这个地方我就是王法,于是召开了批斗大会批斗张福洪,为了撇清自己和表忠心,将张福洪活活打死。类似的事情在别的县也有很多。
改革开放之后,这段历史是绝对不能提的,所以官方历史里 1978 年安徽小岗村才是第一个试行责任承包制的农村,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在农村开展。然后官方历史里还会说,当时小岗村试行承包制,村里人都按了手印,签了生死状。绝大多数小盆友,包括小时候学历史课本的我,如果不了解反右倾那段历史,是不会明白为什么农民承包土地要签生死状,为什么那个生死状上写的是“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希望大家把我们的小孩养到十八岁等等。
#勿忘六四
因为诺贝尔和平奖,我知道了零八宪章,知道了刘晓波,也第一次知道了六四屠杀。
今年五月初,我点进「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线上馆,第一次仔细顺着时间线参观,阅读了整个学运的全过程,从如何开始,如何达到高潮,到最终如何结束。
此前我知道几个名字,读过几本书,看过一些影像资料,知道几个关键节点发生的事情。但当我顺着时间线同步这场学运(详见#历史上的今天 ),那种置身历史之中的感觉与以往完全不同。
另外有几件历史中的片段值得一提:
①根据维基解密泄露的1989年5月22日美国驻华使馆的通讯,这一天学生们认为他们已经赢得了学运的胜利,时任领导人的政治合法性已经完全丧失。https://wikileaks.org/plusd/cables/89BEIJING14102_a.html
②当时学生指挥部领袖们担忧「天安门三君子」是北京公安局派出的便衣,欲藉此事抹黑民运,后经投票表决,多数同意将他们交给北京市公安局。 此后鲁德成判刑16年、喻东岳判刑20年、余志坚判无期徒刑。
日后,王丹在回忆录中写道:「现在看来,学生的行动确实过于幼稚和错误,导致鲁德成等三人后来被判刑十八年,受了很多苦。我们非常对不起他们⋯⋯流亡以后我遇到鲁德成,也代表当年的同学向他道歉,他深明大义,明确表示不怨恨当年的学生。这一点令我非常感动。」
③6月4日广场上越来越多学生想要拿起武器殊死抗争,天安门四君子先后发表广播讲话,呼吁学生在最后一刻,一定要坚持采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当时军人在后撤过程所丢下不少枪支弹药)
有几名工人在纪念碑旁架设一挺机枪,对准人民大会堂方向,四君子见状前往劝说,工人们纷纷痛哭,控诉解放军凶残的行径。最终,刘晓波等人得到了工人的谅解,他们交出枪枝,刘晓波则将枪枝砸毁。
『六四33年:不止紀念六四本身,也紀念香港人對於六四的紀念』
它迫使每個人去檢審,香港人所想要的未來,和我們在其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