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的运动之发展趋向，通常经由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宣传。第二个阶段是组织。第三个阶段是新的权力形态可能出现。在头两个阶段，有两种人物居于主导地位： 一种人物是狂热分子；另一种人物是观念之士。当然，有时一个人既可以是狂热分子又可以是观念之士。我之所以把二者分开，有两种理由。第一，在有些情形之下，有的人是狂热分子而不是观念之士，有的人是观念之士而不是狂热分子。第二，据我的经验所及，如果一个人的某些观念太清楚了，常狂热不起来。在第二个阶段里，即在组织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potential man of action）。这种人物常常隐身在组织中，职卑位低，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末这种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actual manof action）。所谓实际的行动人物，意指行政官、司法官、计划家，以及做最后决定的人，等等。

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除了狂热分子以外，是观念之士的黄金时代。所谓“观念之士”即是“搞观念的人”。例如，好谈主义学说的人，爱演说的人，擅长写文章著书立说的人。这一类的人物我们送他们一块招牌，叫做“观念人物”。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所需要的是宣传、煽动、激励这一类的汽油。因此，这一期间所需要的是新的观念启发，贬抑既存制度，对人众提供理想社会的蓝图，作海阔天空式的诺言，开列伟大的空头支票，种种等等。这些工作观念人物俱优为之，而实际的行动人物不太高明。所以，在群众性的运动之初期，观念人物得以长才大展，头角峥露。至少在表面上，这类人物此时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他们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满足。

然而，好景不常！等到新的权力形态出现，就是该换主角演员的时候了。到了这一阶段，就是实际的行动人物登台的时候了。可是，从初期阶段到权力形态出现的阶段，中间并没有明显的形迹可分，同时观念人物满脑袋还是幻想。在事实上，从权力的巩固着眼，群众性的运动确有收场的必要。因为，群众性的运动是像洪水一般的盲力。这股盲力既可被“革命”工程师导来冲垮旧的统治建构，也未尝不可导来冲垮新的统治建构。在这一转形的过程中，从事巩固权力的实际行动人物首先要设计“收拾”的就是带头的狂热分子，其次就是鼓动性的观念人物。所以，紧接着旧的统治建构瓦解而新的统治建构成立时，往往发生内部的“权力斗争”或“整肃事件”。实际的行动人物富于对付人的经验，头脑冷静，精于计算，且行动不为自己口里所标尚的主义所拘限。狂热分子则沉醉于狂热之中。观念人物则执著于自己的观念，从观念的展望孔里延伸出对将来世界的美丽图像。这两种人因用心之不同，在“权力斗争”中常非行动人物的敌手。托洛斯基（LeonTrotsky）和史达林的对弈就是很有名的例子。俄国革命成了功，波尔希维克党人的政权已经拿到了手。史达林很现实地主张从事“一国社会主义建设”，而托洛斯基犹不忘理想，不尚权争，高唱“不断革命论”，终于被史达林打垮，流亡海外。接着而来的，是史达林所策划的一连串的整肃。在这一连串的整肃之中，始原的“革命人物”差不多都整完了。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像一个大食魔（Gargantua）。为了维持它的生存和气力，它要吞食一个社会的一切才智、真诚、希望，以至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