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有個制度實施非常久，就是國家會提供奧運金牌選手房子和終生工作；但在歐洲，會覺得選手拿金牌很棒，恭喜你，但關國家什麼事？
很多人聽了這個說法會生氣：你不知道運動員從小訓練很辛苦嗎？但各行各業誰不辛苦呢？運動員當然需要出路、需要某種安排，但不是一切交給國家。"
"台灣運動長久的問題，就是投入運動的人過度小眾。運動始終是少數人在玩，少數人某種程度主導甚至扭曲這個領域的文化。當過去在政治高壓的時候，這些衝突會隱藏，但現在可以自由控訴或是爆料，各種問題就會展現。"
奧運本身也面臨時代考驗。
"奧運運營方的態度和民眾的感覺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在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奧組委還要求派遣500名護士和200名醫生給大會提供服務，民眾對此也感到強烈不滿。就目前的社會狀況而言，不可能一切優先保障奧運。
選手方面，似乎對先於普通民眾接種疫苗也表現出猶豫之情。5月9日，在東京國立競技場參加了田徑測試賽的女子長跑選手新谷仁美說：「聽起來像是單獨給選手有特殊待遇，感覺非常遺憾。生命不分貴賤。我個人認為，特殊照顧選手、奧運選手這種做法很荒謬。」
即使在比賽的籌備過程中一直貫穿了「選手至上」的思想，但如果和優先接種疫苗聯繫起來，就可能導致人們曲解這一原則。在受到諸多限制的日常生活中，人們的不滿情緒無處發洩，正在逐漸將矛頭對準參賽選手，這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為了已簽定的合約，特別是電視轉播的收益，今年非辦東京奧運不可，再延到明年會跟2022年北京冬奧強碰。在此前提下，日本政府為了顧全國際奧會的利益，把人民健康置於險境，使民眾感覺好像被利用的棋子。
日本民眾不僅無法進場看比賽，奧會防疫規定下，運動員和媒體只能在場館與選手村之間移動，幾乎無法刺激地方經濟，再加上奧運相關工作人員的染疫人數累計超過70人，使得民眾開始質疑，這樣辦下去有何意義。"
奧運選手申請難民的插曲:
"當時律師児玉晃一在新聞上看到Julius Ssekitoleko想要提出難民申請，便立即趕到警局，希望能和Julius Ssekitoleko面談。但児玉晃一不但沒有見到Julius Ssekitoleko，就連警方到底有沒有和Julius Ssekitoleko說，有律師要找他，都沒人知道。
児玉晃一認為，日本作為這屆奧運的主辦國，這屆奧運還有難民選手團參加，警方居然做出這種事（不讓當事人和律師碰面、還把當事人帶去母國大使館），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因此，「全難連」要求日本政府作為《難民地位公約（日內瓦公約）》簽署國，至少要做到追蹤Julius Ssekitoleko被遣返回國後的處境。"
奧運過去的脫逃庇護事件:
"其實在奧運時期脫離迫害的選手不在少數，甚至是一生僅有的一次機會，過去在2012年倫敦奧運，非洲克麥隆、蘇丹等地15名運動員失蹤，而其中有幾人在英國申請庇護；在更早期的1956年墨爾本奧運，匈牙利多名選手得知蘇聯在布達佩斯鎮壓了匈牙利革命後，也都紛紛叛逃。"
本次東奧的難民庇護又添一樁:
"該位名叫Pyae Lyan Aung的選手，先前以緬甸代表隊成員參加世界盃足球賽預賽時於2021年5月造訪日本，並與日本代表隊舉辦比賽時，為了表示對緬甸軍政府的抗議舉起了3根手指頭，之後他就拒絕回國並決定申請難民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