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義與法國知識份子[23-0]
加斯托（Cornelius Castoriadis）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
在法國，毛主義與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命運是很不同的：後者很快就在社會尤其是工人階級中紮根；前者則始終居於邊緣地位。直到1968年5月學生運動興起，稍具實力的毛主義組織才見形成。一方面促進了五月運動的解體，加強了青年尤其是大學生的困惑；另一方面也給當時反對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毛式「文化革命」增添了光彩。不過，即使在那時，毛主義的影響也從來沒有真正伸展到工人階級。幾年之後，原有的毛主義組織相繼分崩瓦解。相較起來，毛主義對學生的影響要比對其他知識份子來得深遠。
可以說，從1919年開始，共產主義、特別是後來的斯大林主義對西方知識份子尤其是法國知識份子，產生極大的誘惑力。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儘管共產主義犯下不少錯誤和罪行，例如1930年起在農村強制實行的集體化，斯大林權力的無限膨脹和大搞「個人崇拜」，1935至1938年莫斯科大清洗，遍布世界的恐怖，蘇德條約等等，但仍無損其在知識份子心目中的魅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更使這些無知的人相信斯大林式制度的優越性。法國知識份子因此無視那些關於俄國社會本質和現實的信息，並將這些信息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宣傳」。或者，他們用偽現實主義的推理方式為一些無可否認的可怕事實尋找藉口，例如說甚麼「不打碎雞蛋就無法煎蛋」，藉以掩蓋一個事實：雖然已經打碎了堆積如山的雞蛋，但卻始終沒有做成一個煎蛋。
1948-1949年的鐵托分裂，使共產主義者及其同路人出現裂痕，不過，情況還不算嚴重。1950至1952年間，新一輪的「莫斯科大審判」並未引起中歐和東歐社會主義衛星國的任何反抗就是一個例證。到1956年3月赫魯曉夫的報告出籠，「左派知識份子」才出現了重大分歧。當時，有一些所謂「現實主義者」持一種可笑的論調，如薩特（Jean Paul Sartre）悲嘆赫魯曉夫利用蘇聯共產黨總書記的權威來揭露前任領袖——人民偉大的父親，把某些殘酷的真相突然拋給毫無準備的人民：其目的昭然若揭，這就是共產主義的政權在「修正」共產主義的政權。然而，隨着波蘭與匈牙利革命的爆發，局面日趨混亂。薩特之流多方努力，以求混淆這些運動的涵義；他們也企圖寄希望於波蘭哥穆爾卡政權。不過，這一切都很快化為泡影。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從50年代中期開始，法國的共產主義同路人開始把注意力慢慢轉向中國和毛主義。理由是，中國不僅光榮地「從帝國主義的鎖鏈中解放出來」，而且這一博大的國家自1960年以來還傲人地和莫斯科切斷聯繫。中國共產黨人揭露赫魯曉夫的所謂「修正主義」，並宣稱自己才代表真正的「馬列主義」。法國號稱「獨立」的大報《世界報》載文讚揚韓素音充滿謊言的書，吸引了很多人去中國旅遊朝聖。他們發回的報導寫得天花亂墜，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甚至稱讚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真正革命和發動群眾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制度（她敬佩中國可以動員每個老百姓拿起拍子打蒼蠅）。這些人只看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卻絕口不提隨後的鎮壓。對中國發生饑荒的傳言，他們則歸咎於「帝國主義的誹謗」。
因此，法國的「進步主義者」熱衷於「文化革命」是不足為奇的。很快，1968年5月的學潮就又提供了新的混亂場合。法國學生起來揭發專制的教育機制和陳腐的教學內容；人數日增的法國毛主義份子，表現出與中國一致的立場：支持中國迫害教師、專家和技術人員，否定上千年的文化成果以抬高「毛澤東思想」。作為1968年五月學潮的重鎮之一，他們以法國工人階級的名義批判工會和政治組織的官僚主義，運用毛的手段號召人民起來反對掌握國家機器的統治者。法國學生批判消費社會是一種以資本主義生產機器來異化人的新形式，並將這種異化的意識與在中國被毛主義批判的「經濟治國」混為一談。其實，「經濟治國」不過是中國民眾要求提高自身低下的生活水平及這一要求幻滅後的曲折表現。後來，即使是不認同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伊利什（Ivan Ilitch）及其同志也認為，中國的「赤腳醫生」是一種可以代替西方極端技術化、費用龐大且不人道的醫療體制的制度。
幻象就是這樣開始傳播的。在斯大林的「叛變」和「蛻化」之後，毛澤東通過「文化革命」發動了真正的和徹底的群眾運動。在兩三年之間，這種幻想吸引了大批毛主義份子，其中以學生為主。他們被信奉馬列主義的組織派遣到工廠，把自己改造成所謂的無產者，並以此來掩飾工人始終對毛主義無動於衷。到1970年代中期，毛主義已趨於消逝，只有個別的知識份子仍熱衷於毛理論，例如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把「革命」的毛主義和斯大林「人道主義的經濟主義」相對立（《斯大林對「人道主義」的發現》是阿爾都塞不朽的哲學著作之一）；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文學批評則把毛的極權主義隱埋在優美雅致的中國象形文字背後。
我曾經說過，「進步」知識份子對斯大林主義失望之後轉向毛主義，似乎令人困惑不解。可是，如果注意到以下兩個表面看來互相矛盾的因素，我們就不難理解了。法國人有一個已被證實的特點，即大部分法國知識份子都有一種顛覆政治的欲望。拿破崙曾經說過，在每一個士兵的軍用袴包裏，都有一根元帥的棍子；我們也可以說，在每一個取得哲學學位的法國知識份子的書包裏，都有一支伏爾泰的筆。這種態度其實混雜着面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悲慘與荒謬而產生的合法控訴和個人抱負。可是，在這些冠冕堂皇的動機背後，還有另一個令人不齒的動機：對權力的企羨，對現實的、確定的和有保障的力量的迷戀。我不準備對此做心理分析，只要看看這些操縱語言的人，在面對操縱槍桿子的統治者時所表現的自卑，再想想這些人早從柏拉圖開始就有作帝王師的野心，就足以解釋為甚麼會有那麼多的西方知識份子公然或秘密地投向斯大林共產主義的懷抱。當時的中國為西方知識份子提供了一種夢寐以求的理想境界，這裏不僅有一個自稱革命的政權，而且可以對這一政權給予最猛烈的批判而不會被認為是空想主義。所以，當斯大林的神秘光環消褪之後，人們就急於投向另外一個同樣可怕的政權。不過，與斯大林的政權相比，這個政權由於其新還可以宣稱其「革命」的純潔性，但它也同樣需要軍隊和「人民」警察的裝甲師來維持。這就是為何幻象從俄國轉向南斯拉夫，又轉向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最後甚至轉向阿爾巴尼亞的緣故。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如此盲目。1968年6月，我寫過一篇題為〈1968年5月：突破口〉（“Mai 1968：la brèche”）的文章，其中寫道：
「把法國1968年的五月學潮與中國的『文化革命』進行比較是錯誤的。儘管形勢、政治力量以及所遭遇到的問題極其複雜，文革的主旨還是明確的：在這一大規模的運動中，毛派利用廣大民眾反對其對手以達到重新掌控官僚機器的目的。這樣大規模的動員，不言而喻，唯有在各地被動員的社會階層試圖自行其是的情況下才可能。當然，整體上說，毛派到處都保有對形勢的最終控制權，也是顯而易見的。」
「把法國革命學生對消費社會的批判等同於中國毛派對經濟主義的揭露，是完全的概念混淆。毛對經濟主義的批判是一種混合體，其中有斯大林主義的狂熱，有將工人的要求變成中國人民的『政治鴉片』的企圖，然後是將人民群眾對官僚制度的批評轉移為尋找替罪羊清除另一部分政府官僚的行動。把法國學生對師生關係、文化和學校的批評，與中國揭發教師、批判『教條主義』，進行『自由討論』等相提並論，也完全是概念混淆。在中國，這類行為旨在給七億中國人強加一個新的聖經，這就是那本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切真理的荒謬小紅書。」
廖曉英 譯
注釋
[23-0]原載《二十一世紀》總第36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