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刚刚读完了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的《管理者革命》，以下是我的一些总结

背景：这本书写于1941年，正值二战期间，本书的作者伯恩汉姆(1905—1987)是美国的一名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先后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当过托尔金的学生，后于纽约大学的哲学部门执教。伯恩汉姆出生在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却在30年代成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后，由于托洛茨基公开为苏联入侵波兰开脱，伯恩汉姆又与托派决裂，此后，伯恩汉姆成为了强硬的反共者，冷战期间，伯恩汉姆反对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主张对共产主义展开全面反攻。伯恩汉姆的许多思想日后成为了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源泉，他本人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第一人。《管理者革命》是伯恩汉姆早年的代表作品，对二战后的世界做出了他的预言。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伯恩汉姆正处于思想转型期，书中依然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痕迹，但更多的是与马克思主义迥然相异的思想。此外，这本书成书时，大萧条刚过去不久，罗斯福行政已经实行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这些都对书中的观点有所影响。大体而言，“管理者革命”是这样一种理论：世界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资本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但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而是一个由“管理者”作为统治阶级的新型阶级社会。世界将由三个大国瓜分，它们将相互征战，却又谁都无法消灭对方。《管理者革命》这本书一经推出就引发了许多讨论，乔治·奥威尔的《1984》显然也借鉴了这本书的许多观点。在21世纪的今天看这本书，你很容易就会发现书中的不少预测都是错的，但与此同时，你会感觉当今世界的许多特征都能在书中找到源头。

以下是详细的内容：

「有史以来，大概自从新石器时代结束以来，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像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尔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因此他们如果有目标的话，无非是取消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样，在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斗争，其大致轮廓相同。在很长时期里，上等人的权力似乎颇为巩固，但迟早总有这样一个时候，他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他们进行有效统治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或者对两者都丧失了信心。他们就被中等人所推翻，因为中等人标榜自己为自由和正义而奋斗，把下等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中等人一旦达到目的就把下等人重又推回到原来的被奴役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其他两等人中有一等人，或者两等人都分裂出一批新的中等人来，这场斗争就周而复始。亅

这段话出自《1984》中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它很好地概括了《管理者革命》的主题：人类的历史就是不同的社会团体争夺统治权力的历史，当旧有的统治阶级气数已尽，不再能够掌控大局时，新兴的统治阶级就会将其取而代之，为了笼络人心，新兴的统治阶级会向普罗大众允诺一个人人平等，公平正义的理想世界，可是等到革命完成之后，普通的民众们才发现自己无非是换了一个主子。在伯恩汉姆看来，当今世界所就正如欧洲在中世纪末期由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一样经历剧变，人们所熟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将被一种新的“管理者社会”所取代。

在开头的部分，伯恩先是回顾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分析了当下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现状。随后，他总结了关于资本社会的未来的两大流行理论，即A：资本主义将永远存在下去。B：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伯恩汉姆反驳了这两种理论，并且提出了他的第三种理论：“管理者革命”理论。伯恩汉姆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大范围的失业等现象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日薄西山。可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的胜利。他认为，人们习惯性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唯一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以为只要消灭了资本主义，消灭了私有制，就能自动地建成一个无阶级的平等社会。但事实上，私有制并不是阶级统治的必要条件，历史上，埃及的僧侣阶层和西欧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不依靠私有制也能维持自身的特权：他们控制着重要的社会机构，进而控制着生产工具。俄国的经历则表明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在消灭资本家，废除私有制之后，俄国没有变成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相反，俄国的阶级分化比美国还要严重，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与政治民主也都一一被粉碎，俄国人迎来了比沙皇时代更为严酷的专制制度。与之相对的，是“管理者”阶层，包括各种行政人员、工程师、经理人和官僚的兴起。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现代社会高度分工，只有那些掌握着专业技能，能够协调各部门生产的“管理者”才能成为生产工具的实际掌控者。此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工技术的进展也使得步兵的地位逐渐被坦克、飞机、大炮所取代，而生产和使用这些装备需要高度的技能和训练，这意味着在工业生产和战争进程中，权力都逐渐聚集到了“管理者”的手中。基于这些理由，伯恩汉姆认为资本主义将被一种新事物取代，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管理者社会”。

接着，伯恩汉姆详细阐述了他的“管理者革命”理论。

“管理者革命”理论认为，当前的社会正在经从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管理者社会”，而这种转型的本质，是以“管理者”为代表的新兴阶级将取代旧的统治阶级统治这个世界。在“管理者社会”的体制下，私有产权是不存在的，“管理者”将通过国有化掌管生产工具。许多人认为私有制是剥削的基础，但历史经验表明阶级统治并不需要依赖私有制。在“管理者社会”中，管理者将不再直接通过私有产权控制生产工具，决定收入分配，而是将以一种间接的方式，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继而掌控生产工具。而“国家”本身，正是“管理者”的“私有财产”，这就足以使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了。

那么，“管理者”是如何产生的呢？又包括哪些人呢？

伯恩汉姆认为，“管理者阶层”之所以能够兴起，是由现代工业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所决定的，在现代工业中，工厂在生产的过程所使用的工具、机器、都依赖于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的过程也被无限细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分工，有一些工作是简单的机械重复，而另一些工作则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长时间的训练，此外，要想顺利生产出最终的产品，还需要有专业人士在不同环节进行管理、统筹和协调。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工种之间，在普通的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专业能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随着社会分工和技术进步的继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日益减少，新兴的“管理阶层”成为了实际的掌权者。在封建社会时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资本家通常能够控制所有的生产环节，可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资本家逐渐无法掌握具体的生产环节，转而需要依靠专家和职业经理人维持企业的运营，生产工具的控制权落到了“管理者阶层”的手里，继而拥有了实权，因此注定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

接下来，伯恩汉姆又阐述了“管理者社会”的经济体制。

伯恩汉姆认为，在“管理者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小政府”将被“管理者社会”的“大国家”所取代，“管理者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国家机器对于生产工具的控制。有些人将这样一种制度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但是伯恩汉姆认为这些叫法是有误导性的，如果一种经济体制的基础是国有制，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因为在国有制下，所有权从属于国家机构，而非资本家这样的个体，工人们不是为资本家个体而工作，而是为国家机构工作，工厂里生产的产品也归国家所有，在这样的体制下，资本主义是无法存在的。只有当国有制经济占据全部经济的一小部分，资本主义经济占据经济的绝大部分的时候，那部分国有制经济才可以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但即便如此，”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也依然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那部分。

那么，可否称这样的一种经济体制为“国家社会主义”呢？

伯恩汉姆认为，根据“社会主义”一词的历史用法，社会主义，至少在经济层面，是指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就是说，生产工具为全体社会所有，而非从属于某个小团体。这一点虽然并不与国有制冲突，但国有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没有阶级存在。假如一个国有制经济中没有阶级差异，那么它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国家掌控着生产工具，但与此同时，国家本身也为全社会所共有，任何团体，任何阶级都不能再国家中享有特权。但是，德国和苏俄的经验表明，这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即“管理者社会”）与人们的既有印象截然相反。在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恰恰是剥削压迫的基础，而掌控了国家机器的那群人，正是新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借助国家机器掌握生产工具，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待。这群新兴统治阶级不再依靠资本主义产权，而是依靠自己在国家机构的特权实行阶级统治。他们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也未必以金钱的形式呈现：“管理者”的明面收入并没有多少，但是以汽车、住房、特供食品、特供衣物、以及各种奢侈品为形式的优待却有很多。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通过放贷、收租、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特权，在国有制经济中，统治阶级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谋取特权，但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发明了新的剥削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来制定粮食的收购和售卖价格，其实质就是收取巨额粮食税，另一种方式就是让国家垄断工业生产，并且以高昂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出。一进一出，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而作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的新统治阶级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如果说，旧时代的资本主社会义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剥削”的话，那么“管理者社会”代表的就是一种“集体剥削”，“管理者阶层”就像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一样，凭借整个团体的力量实行阶级统治。

伴随着经济制度发生变化，政治体制也在出现更易。伯恩汉姆认为，在“管理者革命”的过程中，一个明显趋势就是议会开始失势，最高权力从议会的手中转移到了各种行政机构的手中。在德国、苏俄、意大利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的条例、规定、法案都不再出自议会，而是出自各种“政治局”和“行政委员会”之手，它们们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在这些国家，假如人们想知道出台了哪些规章制度，从议会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你只能从颁布了各种“关于xxx的五年计划”和“关于xxx的规定”的各种“委员会”中找到答案。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苏俄、德国这样的国家，也发生在美国。没错，国会依然是美国的主要立法机构，但只要你真正关注了近几十年来的政治演变，你就会发现大多数法案已经不再出自国会，而是出自像“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生产管理局”等“行政机构”。在美国，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都萎缩了，政府的行政分支却在不断膨胀。在新型的“管理者社会”中，行政机构取代议会掌握了实权。

再往后，伯恩汉姆又探讨了极权主义和“管理者社会”的关系。伯恩汉姆认为在德国、意大利、苏俄等国兴起的极权主义，是一种得到技术的强化，因而无孔不入的新型独裁统治，而独裁统治正是社会剧变与社会危机的典型特征。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领主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就出现过弗朗索瓦一世、查理五世、亨利八世这样的独裁者，他们之所以没能建立极权政治，主要是因为科学技术的限制。如今，“管理者”要取代“资本家”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因此会出现极权主义也就并不奇怪。“管理者”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主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收拾资本家，剥夺他们的财产，或者对他们进行物理消灭，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借助大众的力量。收拾完资产阶级之后，普罗大众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会成为统治的不稳定因素，因此下一步就是把人民群众踩在脚下。最后，”管理者阶层“会接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权力，成为新的主子。在成为统治阶级之后，“管理者阶层”之间又会在世界范围内争权夺利，期间会充斥着战争、革命、迫害与恐怖。伯恩汉姆认为，世界将形成围绕着几个工业中心形成三个“超级大国”：德国、日本和美国，彼此之间进行漫无止境的战争，却又谁都无法将对方彻底征服。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管理者社会”会逐渐民主化。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伯恩汉姆介绍了“管理者革命”在意识形态上的体现。

伯恩汉姆认为，德国与苏俄是在“管理者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虽然表面上看有很多不同，但他们的核心观点其实并没有多少区别。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攻击资本主义的话语，和共产主义理论界攻击资本主义的话语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不告诉署名人，你甚至分不出这些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究竟是谁写的。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猛烈地批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同时，它们都公开蔑视“资本主义道德”，和“资本主义人权观念”。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严厉批判“个人主义”思想，主张用“国家”、“集体”、“纪律”、“社会主义”、“计划”取代“个人”和“自由企业”，他们都批判资本主义的“混乱”和“无序”，意图用“社会工程学”将“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管理者社会”，而为了实现这一点，两者都鼓吹”党“的作用，主张实行一党专政。

对于“党”在社会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单看“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关于一党专政的论述，一个共产党会认同其中90%左右的内容，而纳粹也从布尔什维克直接借鉴了很多东西，包括组党方式，夺权技巧，对“同路人”的利用，对群众组织的渗透，等等。除此之外，两者还都擅长利用一小群组织严密的团体控制一大批毫无准备的民众。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声称自己代表了“人民”，代表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有趣的是，这两种意识形态都鼓吹“精英”和“先锋队”的作用。这里的精英，其实指的就是“管理者阶层”。当然，它们明面上不会这样讲，而是说“精英”们“代表”了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对于这一点，法西斯主义者毫不掩饰，列宁主义者则是为此提供了一系列合理化的说辞。列宁主义者宣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人民群众下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革命觉悟和革命训练的，因此也无法承担社会主义的重任。他们被资本主义洗脑了，“看不见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因此他们必须要依靠“觉悟”了的“先锋队”才能实现革命的伟大胜利，因为只有“先锋队”才拥有历史“大局观”，才能代表人民的“真正利益”行事。

靠着这样的一种“先锋队”理论， 法西斯和共产党能够实现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论证由新统治阶级掌权的必要性，第二个作用就是让普罗大众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统治。就像资产阶级当年以自由平等的名义为号召民众支持资本主义一样，“管理者阶层”也在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号召人们支持“管理者主义”。时间越是流逝，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似性就愈发明显。至于美国的“新经济主义”，它现在还依然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系统化，但它依然也体现了许多“管理者革命”的核心倾向。例如，“新经济主义”倾向于以国家取代个体，以计划取代自由经济，以固定岗位取代工作机会，以“人权”取代“产权”。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倾向，即主张“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亦称“专家政治论”），“技术统治论”就是“管理者”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变体，主张让“专家“和”技术官僚”来治理国家。这就是“管理者”意识形态在德国、苏联、美国的不同体现。

再往后，伯恩汉姆详细地依次分析了苏俄、德国和美国的情况

苏俄的情况：

之前的章节已经提到，“管理者”成为统治阶级的过程主要是“三步走”：第一步，消灭资本家；第二步，控制老百姓；第三步，“管理者”接管生产工具和社会权力，成为新的主子。伯恩汉姆认为，苏俄就是完全沿着这条路走的，德国在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顺序上有所不同，但迎来的结果都一样，在美国，这一进程发生的最慢，资本主义的残存势力也最多，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逐步深入，“管理者革命”的完成也只是迟早的事。

伯恩汉姆先谈了苏俄，他用三句话总结了苏俄的情况。(1)布尔什维克党在短时间内迅速消灭了本国的资产阶级。(2)用几年的时间，慢慢控制住了普罗大众。(3)掌权之后，开始与国外的“管理者社会”进行直接竞争。由于俄国的资产阶级势力本来就比较弱，沙皇的统治也不稳固，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以第一阶段很快就完成了。而斯大林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变成苏联的最高统治者，则意味着完成了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此前哪些没有多少人知道的“无名氏”逐渐掌握了新政权的核心位置，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那些苏共早期领导人则在权力斗争中失势，基本上被斯大林杀光了，同时，“管理者”和官僚们也掌握了大多数的特权和优待。

但是，在伯恩汉姆看来，我们不要以为俄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仅仅依赖于斯大林这类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假如斯大林没有掌权，列宁继续活了下去，那么事态的演变也并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这是由背后的历史逻辑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人道德所决定的。

这一点，可以清晰地从“工人治厂”理念的演变中看出来。早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直以“工人自己掌控产业“为口号，根据社会主义的正统理论，工人夺取产业的控制权是最革命的行为，因此要废除工厂的私有制度，让控制权为所有人公有。而工人们一开始也是照着这样做的，工人委员会也的确在工厂、商店、矿区取得了控制权。他们不仅赶走了工厂主，也赶走了督管和检查人员，他们要推翻旧时代的一切剥削，由工人们自己管理工厂。

然而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两个大问题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是工人自己管理的工厂运营效率普遍低下，第二个问题是不同的工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协调。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工人委员们缺少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不懂如何管理，也无法进行统筹协调。假如时间允许，那么工人们也许能够通过民主机制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就是工人们没有这么多时间，这种机制也并没有出现。很快，工人委员会的职能就被“专家”们所取代了，尽管这时的工人委员会还保留着否决权和一定程度的裁决权，但实际的生产过程和协调任务已经落入了各种“行政委员会”之手。之后，工人委员会又失去了否决权，而委员会的组成也变成了一个国家代表，一个管理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工人代表。再往后，整个工人委员会都变成了空架子，失去了所有实权。到了1938年，工人委员会会就被解散了。“工人治厂”变成了“管理者治厂”。

工人们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失势，也采取了措施防止权力从工人委员会溜走，他们抵制国家派来的“管理人”，有时甚至将他们杀害。但是，每一次决定性的时刻，国家都支持了“管理者”而不是工人，不论是列宁在位的时候还是斯大林在位的时候都是这样。布党还为此专门展开了“专项教育行动”，试图“教育”工人们，“工人治厂”其实就等同于“管理者治厂”。文字的“教育”不见效之后，很快就换成了集中营和劳改营的“教育”。

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早期都写过很多小册子，发表过很多演讲，意图证明“专家”、“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必要性。列宁曾经强硬地宣布，“管理者”有权在工厂实行独裁。他说，在一个工厂里面，“工人民主”，实际就等同于“管理者独裁”。列宁主义的两大分支，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其实也都继承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在明面上他们通常不会直说，但在布党内部，这是党员们普遍接收的理论。

列宁主义认为，“工人治厂”其实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在革命完成，夺权成功之后，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在革命时期，为了号召民众推翻资本主义，就有必要鼓吹这样一种口号。可是，等到革命已经成功了，“工人治厂”就得让到一边。为此，列宁主义给出了一个转弯抹角的官方解释：在资本主义下，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们有必要采取“工人治厂”的策略。可是，在社会主义下，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工人们就不需要“工人治厂了。其实，列宁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管理者意识形态”，它的结论就是在导向一个“管理者社会”。

当俄国革命刚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它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地，在俄国革命发生后，很多人都以为俄国要么会回到资本主义，要么会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论是支持俄国革命的人，还是反对俄国革命的人，都想当然地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但俄国既没有回到资本主义，也没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错了。

伯恩汉姆认为，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一场“管理者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者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中，权力和特权掌握在“管理者阶层“的手中，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上就是为“管理者”作为新统治阶级提供的一种合理化解释，为的是让人们群众能够更心甘情愿地接受“管理者社会”的到来。

在苏俄，未来的掌权者们将会是工厂、矿厂和铁路的运营者，工业、运输业和通讯业的委员代表，集团农庄的头头，宣传部的舆论引导员，等等，总而言之，他们将是新时代的“管理者”。是这些人控制了大众，建立了一套新的等级制度，他们通过自己对国家机器的垄断，而不是通过私有产权实行阶级统治。

德国的情况：

- [ ] 伯恩汉姆认为，德国也在朝着“管理者社会”“三步走”的道路发展，只是在德国，第一步与第二步颠倒了位置：纳粹党为了避免走俄国的道路，选择在第一步就制服本国的人民，建立“管理者社会”的机构。第二步才是逐渐消灭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先是在国内，然后在国外。第三步，就是与同属于“管理者社会”的其他国家展开竞争。德国的资本家害怕德国变成第二个苏联，于是指望他们可以让纳粹为己所用，可是，等到纳粹的权力真的巩固了，资产阶级才发现被利用的是他们自己。沙赫特和蒂森的经历就是很好的例子，沙赫特本人不是一个大资本家，但他受过专业训练，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纳粹掌权的最初几年里，他以资本家代表的身份，试图让局势朝着资本家们设想的方向发展，纳粹政府对此也表示欢迎，然而随着形势的演变，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的预想，最后他只能被迫辞职。另一个例子就是蒂森，蒂森在1933年以前一直是德国最大的资本家之一，而他也是首个公开站出来支持纳粹党的大资本家之一，但他最后也只能流落到流亡海外的下场。纳粹德国的对外扩张，则象征着“管理者社会”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最终，“管理者革命的”将扩张到其它的欧洲国家，在欧洲形成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的情况

伯恩汉姆认为，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在不断瓦解，“管理者社会”再逐步建立。一个趋势是大资本家开始不断淡出具体的生产过程，“管理者”开始控制实权，“新经济主义”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在“新经济主义”的推动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越来越强，国有企业的营收占比也不断升高，农业也变得完全依赖国家的补助和调控，资本主义产权的基础也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政治上，国会权力越来越小，行政委员会的权力不断增多，甚至连宣战权也不再掌握在国会手中了。在地缘政治上，伯恩汉姆则认为美国也会演变成为未来的一个超级大国，它会改变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转而将自身的势力范围投射到整个南北美洲，同时，它还会继承英帝国的殖民地。在未来，世界将为三个超级大国所主导，它们会互相争斗，但谁也无法消灭对方。

最后，伯恩汉姆列举了对于”管理者革命“理论一些可能的批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反驳，有人会对于理论的提出方式提出质疑，例如说这它太模糊或者太细化了，伯恩汉姆回复了这些质疑，另一些人则会针对理论的内容提出质疑，例如，有些人认为“管理者”不是真正的掌权者，“官僚”才是真正的掌权者。对此，伯恩汉姆回复称，官僚光靠自己是无法掌权的，只有掌握了生产工具，才能建立真正的统治，而只有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直接负责生产过程的人，也就是“管理者”，才能控制生产工具，官僚们占据的统治地位也9永远都是临时的。此外，“官僚革命”论者没有理解了当代官僚的实质，他们以为当代的官僚和旧时代官僚一样，并不参与实际的生产活动，但事实上，随着世界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演变，这些新兴的官僚不仅参与生产活动，还占据着关键的位置，直接指导着生产过程。新兴的官僚们已经不再是19世纪小说中笨手笨脚的无能之辈了，事实上，“管理者阶层”和“官僚阶层”早已合二为一。另一种针对“管理者革命”的批评是说：作者总结道世界正朝着阶级统治、剥削、战争、暴政的方向演变，但作者忽略了大多数人的想法、希望和感受，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不会任由局势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发展，他们会推翻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阻碍。对此，伯恩汉姆表示：他承认人类的思想情感和主观意愿深远地影响着世界的走向，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人类真的就渴望自由、平等、富足的生活，并愿意为此反抗任何剥削制度和暴政吗？假如人们真的爱自由胜过生命，并且知道如何实现自由平等，同时充满了无畏的牺牲精神，足智多谋，那么毫无疑问，世界会朝着自由、平等、富足的方向发展。但是，过往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的现实教训告诉我们，这种说法没有现实依据，事实就是世界在朝着“管理者革命”的方向演变。这些就是伯恩汉姆对可能的批评做出的一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