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汉姆的“管理者革命”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解释这种现象。
“管理者革命”理论认为，类似于俄国革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和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一场“管理者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俄国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管理者社会”。很多人以为推翻了资本主义，实行了国有制，剥削就会自动消失，社会主义就会自动消失，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国有化并不与剥削冲突，集体主义同样可以成为压迫的基础。
所谓社会主义，是指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就是说，生产工具为全体社会所有，而非从属于某个小团体。这一点虽然并不与国有制冲突，但国有制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没有阶级存在。假如一个国有制经济中没有阶级差异，那么它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国家掌控着生产工具，但与此同时，国家本身也为全社会所共有，任何团体，任何阶级都不能再国家中享有特权。但在苏俄这样一党专政的体制中，国家并不为民众所共有，相反，国家本身恰恰是剥削压迫的基础，掌控了国家机器的那群人，正是新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借助国家机器掌握生产工具，获得各种特权和优待。这群新兴统治阶级不再依靠私有产权，而是依靠自己在国家机构的特权实行阶级统治。他们所受到的特殊待遇也未必以金钱的形式呈现：“管理者”的明面收入并没有多少，但是以汽车、住房、特供食品、特供衣物、以及各种奢侈品为形式的优待却有很多。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通过放贷、收租、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为自己谋取特权，在国有制经济中，统治阶级无法以同样的方式谋取特权，但他们轻而易举地就发明了新的剥削方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由国家来制定粮食的收购和售卖价格，其实质就是收取巨额粮食税，另一种方式就是让国家垄断工业生产，并且以高昂的价格将工业产品卖出。（伯恩汉姆这里说的应该是苏俄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参考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工农业剪刀差），一进一出，国家获得了大量的收入，而作为国家的实际控制者的新统治阶级也就获得了大量的好处。如果说，旧时代的资本主社会义代表的是一种“私人剥削”的话，那么“管理者社会”代表的就是一种“集体剥削”，“管理者阶层”就像中世纪的教士阶层一样，凭借整个团体的力量实行阶级统治。
同样的思想也见于《1984》中的《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新生贵族绝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主义者、教师、记者和专业政治家所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的上层，由以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所组成的贫瘠的世界造就，并团结到一起。跟旧时代相应阶层的人们比起来，他们没那么贪婪，更不易被奢侈生活所诱惑，更渴望拥有纯粹的权力，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正在进行的行为有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抗方面更有决心，最后一个区别最重要：跟现今的专制比起来，过去的专制并非全力维持，而且缺乏效率。过去的统治集团某种程度上总受到开明思想的影响，对到处存在的控制不住的现象听之任之，只是关注明目张胆的行为，而且对他们的国民想什么毫不关心，甚至中世纪的教会以当今标准衡量，也具有宽容性。之所以如此的部分原因，是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能对其公民持续进行监视。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公众意见易于控制，而电影和收音机更在这方面推进一步。随着远程视像技术的开发，技术进步使得用同一台设备同时接收和传送信号变得可能，人们从此无法再过不受干涉的生活。在其他信息渠道都已断绝的情况下，任何公民，或者说至少是每个重要到值得被监视的公民都可能每天二十四小时处于警方监视之下，也二十四小时被置于官方的宣传声浪中。这样，不仅是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而且在所有问题看法上的绝对统一也史无前例地成为可能之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社会照例进行自我重组，分成上、中、下三个阶层。但是新的上等阶层跟以前的上等阶层不一样，他们并非依本能行事，而是知道怎样做才能保住地位。他们早就认识到寡头政治最稳固的基础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如果被集体拥有，捍卫起来也最为容易。二十世纪中叶进行的所谓“消灭私有财产”运动，其实意味着财富集中到了比以前少得多的人手里，不同之处是新的财富拥有者是个集团，而不是许多单独的人。从单独个人意义上说，党员除了很少的个人财产，别的什么都不拥有，但在集体意义上，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并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置产品。革命之后那些年里，它几乎未遭反抗就获得了这种主宰地位，这是因为整个过程都以集体化为代表。一般人总会设想，如果资本家被剥夺财产所有权，社会主义就肯定随之而来。毫无疑问资本家被剥夺了财产，包括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因为这些不再是私有财产，那就一定应该是公共财产。作为源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英社，沿用了社会主义的措辞，实际上也执行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结果既是提前预见的，又是蓄意导向的，那就是经济上的不平等变成永久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