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不是不知道苏联共产主义政权下那些可憎可恶的事态。然而,他们却想出种种理由来为之辩解,说那都是由外因所造成的,诸如沙皇专制政体的遗毒,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等等。他们还认为,苏联是以史无前例的努力来建设一个完全新型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有些缺点。英国作家阿瑟·柯斯勒(Arthur Koestler), 此人曾于1932年参加德国共产党,并且在苏联居留了一年,但在1938年就脱离共产主义运动了。他写出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明那是一种什么思想状况,使那些共产党人以及那些共产党的同情者得以容忍苏维埃政权残害其人民的大清洗和大饥荒。其文如下：

“我学会了自觉自愿地把事物分为两类：凡属那些使我震驚不已的事,我歸之为‘旧时代的遗留’；凡属那些使我欢欣鼓舞的事,我归之为‘未来新事物的萌芽’。自从在自己头脑里安上这样一个自动分类器,才使得一个西欧人还能于1932年寄寓在俄罗斯,并且仍然还是一名共产党员。”

柯斯勒还把参加共产党比做精神上的一次脱胎换骨。他写道：

“谁参加了共产党,若说他是‘见到了光明’,那还不足以形容惟有其本人才感觉到的精神上的愉悦。……拨开云雾见天日,新的光芒从四面八方射来,头脑为之一新；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就像玩拼板游戏的那些凌乱的板块一样,一经拼起来,立即形成有模有样的东西。现在,对一切问题都找到了答案,过去所为之困惱的疑虑和思想斗争完全冰释……此后再也没有什么难题会擾亂其内心的平静。——他所担心的,就是怕以后这个信仰会幻滅,从而失去这个唯一使其生命值得活下去的信心,又回到黑暗中去。”

在北欧诸国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没有多大的市场,莫斯科方面只能在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中找到可以供其使用的盟友。这些自由主义者和“同路人”,绝大部分都是知识份子,他们不必参加共产党,却在为共产党的目标尽心尽力。他们对共产党非常有用,因为他们不是党员,却起到党员所不能起的作用。党员说话,那会被当做是奉党的命令行事,而他们说话,那只是申述其个人的信念。这种同路人的心态,可以拿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 (Lincoln Steffens) 为例来说明。在1919年,斯蒂芬斯为苏俄题了一首有名而且常常被引用的赞美诗：“我在苏俄看到了人类的未来,那是多么美好！” 后来查明, 这首诗是他在乘火车从瑞典到莫斯科的旅途中写的,人还没有踏进苏俄的国土呢。接着,当斯蒂芬斯在捷克那风景绮丽的休养胜地卡尔斯巴德(Karlsbad) 度假时,他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矢忠于俄罗斯,在那里,展现了人类的未来。我坚信,俄罗斯一定会胜利,它将拯救全世界。然而,我却不想生活在俄罗斯。”

典型的同路人,还得推魏伯夫妇 (Sidney and Beatrice Webb)。这夫妻二人都是英国备受尊敬的社会主义者,其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始自费边社。起初,魏伯夫妇是敌视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但在1932年,他们却突然改变了主张。那一年,魏伯夫妇到苏联旅游了三个星期,在那里受到帝王般的特殊接待。他们对所看到的一切都着了迷,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他们“爱上了俄罗斯”。1935年,魏伯夫妇就根据苏联提供给他们的印刷品,编写并且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苏联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后来在1941年的版本中,那个问号被删掉了。)他们把苏联所提供的文件看做和英国的官方文件一样,把每一页都送到苏联驻英大使馆去核实,“看有没有错误”,丝毫没有想到这些文件是苏联为了宣传目的而提供出来的。他们根据这样的文献资料来写书,当然就是胡编乱造,把苏联的生活说得天花乱坠。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魏伯夫妇根据苏联方面的文件,替斯大林开脱罪责,说他不是个独裁者；他们认为,斯大林是按照集体领导的原则来治理苏联的。而且,就他们看来,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及美国总统或英国首相的权力来得大。至于苏联特务统治的恐怖,大饥荒,书报检查制度等等,他们都或者是避而不谈,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是将之比做资本主义国家也常有之事。纵然如此,那位费邊社的老友萧伯纳,却把魏伯夫妇这部轻率的、充满虚妄不實之词、几乎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应时之作,誉为“第一部真正经过科学分析的关于苏联的著作。”

1942年,魏伯太太又出版了一部比较简明的论述苏联的书,《苏联真相》。其中在论述苏联于1936年颁布“宪法”的章节里,她把苏联描绘为世界上最充份、最平等化的民主国家。

魏伯夫妇也真太聪明、太熟悉学术工作的规范了,他们竟不知道他们那些关于苏联的论述是何等地片面,偏狭。不过,他们为什么不能写出一部比较公允平实的书呢？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有一种迫切的心理需求——当时西方文明正面临着危机,似乎就要最后崩溃了,大家心里都在企求能有一个完美的世界。魏伯夫妇描述苏联,也就像前面所说的那位柯斯勒一样,他们在脑海里安上了“自动分类器”,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把所有一切不利于苏联的信息都摈棄在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