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一个旧政权要远比建立一种新制度来得容易，旧政权本来就拥有对新政权有用的“整套规章制度”。这个旧制度“在新社会中很容易就能确立，然而却为专制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们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废墟中寻找它们，并且找到了它们。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们分化屈服的习惯、情欲和思想；人们将它们复苏，并求助于它们。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

这正是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根本不同的地方，它并没有带来民主，更没有带来建立新制度所必不可少的人的新自由观念。托克维尔写道：“（革命的）成功世所未闻，……旧的统治者垮台了，但是它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它的政府死亡了，它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和手段，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革命给一些人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让他们得以利用自己痛恨的主子的错误和过失，自己成功地变成了主子。他们摆脱了主子的统治，并从主子那里得到了不止一种好处，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从主子那里继承了当主子必须懂得运用的驭民谋略、政治权术、凶狠手段、君王的伪善和专制的野心。托克维尔感叹的是，一种看不见，但却几乎是万能的锁链把革命后的现实与革命前的历史，“把儿辈的志趣与父辈的爱好联结在一起。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与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托克维尔所感叹的那个“万能的锁链”便是中央集权和人民对于这样一个制度的持续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