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变节的自由派。除了马克思主义者那耳熟能详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只是幻觉的言论之外，现在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思想倾向，认为只有极权主义的手段才能捍卫民主。它争辩说，如果你热爱民主，你就必须以任何手段消灭它的敌人。谁是它的敌人？他们不仅是那些公开地、有意识地攻击民主的人，还包括那些传播错误的思想，从而在“客观上”危害民主的人。换句话说，捍卫民主意味着摧毁所有的独立思想。这一理由被用于为俄国的大清洗进行辩护。就连最热情的亲俄派也不会相信所有的受害者都犯下了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但由于怀有异端思想，他们“客观上”危害了政权，因此不仅对他们展开屠戮是正确的，而且还应该以虚假的指控抹黑他们。同样的理由还被用于为左翼报刊在西班牙内战中有意识地对托派分子和支持共和国的少数派进行造谣诬蔑这一行径作辩护。1943年莫斯利获释时，这套逻辑又被用作反对“人身保护法”的理由。

这些人不明白，如果你倡导极权主义手段，或许有一天它们就会被用在你自己身上。习惯了不经审判就关押法西斯分子，或许这个过程不会在关押完法西斯分子后就停止。在遭受镇压的《工人日报》复刊后，我到伦敦南部的一所工人学校作讲座。听众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知识分子——就是你在左翼书社的支部经常见到的那些人。那个讲座谈及了出版自由的问题，到最后，让我大为惊讶的是，有几个提问者起身问我：难道我不认为解禁《工人日报》是一个大错吗？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这是一份忠诚度可疑的刊物，在战争时期不应该容忍它的存在。我发现自己在为《工人日报》辩护，而这份报纸不止一次处心积虑地对我进行诽谤。但这些人是从哪儿学到了这一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观点呢？可以很肯定地说，是从共产主义者那儿学到的！英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宽容与体面的传统，但它们并非不可摧毁，而且必须以有意识的努力让它们延续下去。宣扬极权主义教条的结果将会削弱自由的人民分辨危险和安全的本能。莫斯利事件表明了这一点。在1940年时，关押莫斯利是非常正确的举动，无论他是否真的犯下了罪行。我们在为生死存亡而战，我们绝不能允许一名潜在的卖国贼自由行动。而到了1943年仍然未经审判就剥夺他的自由则是一桩暴行。群众无法明白这一点是不好的征兆，虽然反对莫斯利获释的骚动确实在一部分程度上是泡沫，一部分程度上是其它不满的表现。但当前滑向法西斯的思维方式的情况有多严重可以从过去十年来反法西斯运动不择手段的程度得以体现。

当前的俄国狂热只是西方自由传统整体弱化的一个征兆，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新闻部插手这件事，明确地拒绝出版这本书，大部分的英国知识分子不会认为这件事有什么让人不安之处。对苏联不加批判的忠诚是当前的正统理念。只要事关苏联的利益，他们不仅愿意容忍审查制度，而且还会精心地编造历史。只举一个例子。《震撼世界的十天》对俄国革命早期进行了第一手的描述，作者约翰·里德去世时，这本书的版权落到了英国共产党的手里，我相信是里德遗赠给他们的。几年后英国共产党将这本书的原版统统销毁，出版了经过曲解篡改的版本，完全没有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还将列宁所写的序文也删掉了。如果英国仍然有激进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话，这一捏造史实的行径会在英国的每一份文学报刊上被揭发和谴责。结果呢，几乎没有人提出抗议。对于许多英国知识分子而言，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彻头彻尾的欺诈的容忍比当前风行的对俄国的崇拜更加危险。显然，这种时尚是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据我所知，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对苏联政权的看法或许将被普遍接受。但这件事本身有什么用呢？以一个正统理念去代替另一个正统理念并不一定就是进步。我们的敌人是留声机式的思想，无论你是否认同当前正在播放的这张唱片。

我很熟悉所有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理由——那些宣称它不能存在的理由和那些宣称它不应该存在的理由。我的回答就是，他们根本无法说服我，我们四百年来的文明一直建立在相反的理念之上。过去十几年来，我一直认为当前的俄国政权是邪恶的，我声称自己有权利这么说，虽然苏联在这场我希望获胜的战争中是我们的盟友。如果我得用一句话证明自己，我会引用弥尔顿的这句话：

以众人皆知的亘古的自由之规！

“亘古”这个词强调了思想自由是深深扎根的传统，没有了它，西方文明或许将不复存在。显然，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正在疏远它。他们接受了这么一个原则：一本书的出版或取缔，被赞扬或被批评，不应该取决于它自身的优点或缺点，而是应该取决于政治上的权衡利弊。其他人虽然并没有这一想法，但出于怯懦而表示赞同。这种情况的一个例子就是英国许多能言善辩的和平主义者面对苏俄军国主义崇拜的盛行哑口无言。根据这些和平主义者的看法，所有的暴力都是邪恶的，在这场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他们都在敦促我们屈服或达成妥协和平。但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说过有红军参与的战争也是邪恶的？显然，俄国人有权利捍卫自己，而我们这么做就是不可宽恕的罪恶。你只能这么去解释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这是出于要和知识分子的主体共同进退的怯懦愿望，他们爱的是俄国而不是英国。我知道英国的知识分子对他们的怯懦和虚伪可以给出很多理由。事实上，我心里很清楚他们会如何为自己辩护。但至少让我们不要再说什么捍卫自由反抗法西斯的胡说八道。如果自由真的有含义的话，它意味着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想听的事情的权利。普通人仍然模糊地接受这一信念，并依照它去行事。在我们的国家——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着同样的情况，之前的法兰西共和国情况就不是这样，而如今在美国情况也不是这样——自由派恐惧自由，知识分子想要抹黑思想。我写下这篇序文，就是希望引起对这一事实的关注。

—乔治·奥威尔 出版的自由（《动物农场》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