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l
在身份政治成为西方国家常态的背后，是左派的转向。比起旧式的西方左派，如今的左派有着几点重要的变化：

1.左派关注重点的变化：

左派原本最关注的是经济问题，注重的是经济平等和穷人生活的改善，在20世纪下半叶，部分左派把重心转移到了文化上面，文派左派关注的不再是人口多数的普通人，而是各种"受害者''和弱式群体，被压迫种族，被压迫性别，伊斯兰教，殖民地国家，残疾人，等等。如果只是对弱势群体表示关注，问题倒也不大，问题在于这些左派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弱势群体上，并且用一种十分黑暗的理论解释弱势群体的遭遇，认为整个国家的普通人通在刻意以制度化的方式与弱势群体为敌，心怀恶意，甚至认为民主制度就是压迫的制度，左派认为弱势群体要想改善生活，就只能靠夺权，并利用权力进行言论审查和意识形态灌输。他们并不关心如何解决弱势群体的问题，也不关心社会的长远发展，而关心怎么让这些人变得更激进，更革命，以此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其实这些文化左派虽然自称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弱势群体很可能是''被代表''的，成为代表的前提是获得被代表者的授权，这些人并没有获得授权，只是声音大而已。事实上，文化左派的许多做法甚至是与弱势群体利益背道而驰的，比方说，有些男性自称自我认同是女性，连手术都没有做，就可以参加女子运动会，进女性更衣间，有的女性感觉不安全和不公正，表示反对，但第三波女权主义者就认为这是在歧视变性人。还有的女权主义者主张把''强奸''的概念无限延伸，认为语言表达也算''强奸''，这最终会使''强奸''变成无意义的贬义词，那些真正的强奸受害者反而会受伤害。再比如说在伊斯兰教这个问题上，不论发生了什么事件，查理周刊也好，砍头事件也罢，那些号称支持同性恋和妇女平权的左派都一边倒地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对同性恋和妇女在伊斯兰教下的真实遭遇毫不关心，就因为伊斯兰教在这些人的眼中是''弱势群体''。左派边境问题上的态度也愚蠢得令人吃惊。再比如，西方的文化左派整天张口闭口就是殖民主义的罪恶，把英国和美国当作全世界最坏的国家，中国则相反，是受害者，因此就把所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指控视为''西方媒体''的宣传和''文化霸权''的象征，文革时期有一大批恬不知耻的法国左派替毛拍手叫好，在今天的某些西方左派眼里，新疆的集中营并不存在，是"西方媒体''的宣传。耐克是一个"很觉悟"的企业，在BLM运动中热情参与，然而却矢口否认强制劳动的存在。文化左派标榜自己在替弱女人，同性恋，穆斯林和前殖民地人民说话，但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想法

2.左派的精英化：

在19世纪，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左派运动是贴合普罗大众的日常经验的，当时工人阶级境遇确实很糟，工时长，工资低，环境差，既无社会保障又无议价能力，在政治上也没有话语权，被迫向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出卖廉价的劳动力。左派所讨论的问题是一般人切实关心的问题，左派运动能给民众带来切实的好处，普选权，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制度，这都是当时的民众所迫切需要的。到了二十世纪，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畸变，列宁主义开始兴起，而列宁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先锋队''理论，即一般的民众都是呆头呆脑，思想落后的笨蛋，需要革命精英来拯救和改造，典型的"精英统驭群氓''。这种思想迎合了知识分子爱当导师的特点，在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出身于中等家庭的小知识分子)。当左翼分子接受了列宁式的思想，不再试图理解普通人的想法，而是迷信意识形态，他们就开始与民众脱节了。接下来的几十年，当左翼分子把苏联当成祖国，反对自己国家的利益，为大清洗和古拉格辩解，甚至不惜为此撒谎，来掩盖共产主义的彻底失败时，这个裂缝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这是二十世纪上片叶的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又发生了重要的两件事：赫鲁晓夫于1956年发表了秘密报告，同年，苏联坦克开进匈牙利，自此共产主义彻底丧失了信誉。面对苏联神话的破产，西方的左翼分子开始改变策略，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新左派"，''新左派"的一个方向就是将重心从经济转移到文化上，另一个方向则是从群众运动转向学院政治。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左翼分子已经无法通过理性说服一个正常人，于是便改变策略，先控制大学，再利用大学的影响力控制媒体，文化等行业，再通过这些行业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学院左派喜欢使用一般人听不懂的行话和术语，例如intersectionality (交叉性) ，affirmative action (肯定性行动) ，cultural appropriation (文化挪用)，这些术语之所以被创造，就是故意让人听不懂的，如果它们被翻译成大白话，其荒谬便显而易见了。新左派的这一策略目前而言似乎是成功的，但长久而言，这对左翼无异于自杀。

3.左派抛弃了启蒙运动以来对于''进步"的信念：

19世纪的左派和当代左派另一个极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的左派认为，进步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追求的，当代左派则对进步持有一种极为负面的态度。对于一个旧式的左派，不论他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他们都认为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思维方式之间存在好坏的差别，民主要好于专制，自由要好过奴役，科学要好于迷信，等等。而当代的左派则有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倾向，这通常是以文化多元主义体现的，这些左派认为任何价值体系都是人们主观随意的选择，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民主其实没什么优越性，科学更是一种霸权。这其实也能部分解释为什么查理周刊事件后左派一边倒地站在伊斯兰教那一边。一个启蒙主义者不需要思考就本能地知道神权专制是一种十分野蛮落后的制度，世俗民主要好于神权专制，但在这些左派中，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先进落后，也没有什么好坏之别，世俗社会并不值得维护，不需要反对神权专制。相反，神权专制是一种''文化''，是"受害者"，需要"保护"。旧式的左派并不一定要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完美，但大都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加美好。在这种信念背后是一种积极的人性观，他们相信很多人类的罪恶大部分是源于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扭曲作用，通过教育，学习，沟通，协作，人们可以建成更美好的社会。当代左派的人性观则相当地黑暗，他们认为人们的道德都是假的，人们在乎的只有权力，人与人的矛盾是必然的，不可调合的，人们无法达成共识。直接的体现就是当代左派对交流和对话的排斥，伯尼·桑德斯参加了乔·罗根(根本不是右派，却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的播客，结果一群左派就开始声讨他，一些学校和公司甚至又重新依照种族设置了''隔离区"，只不过这一次是那些自称反种族主义的人在搞种族隔离。当代的左派是负面，死气沉沉的。但左派最初是理想主义者，究竟为什么发生了这种改变呢？我想这和社会主义的失败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最极端的犬儒主义者往往曾经是最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人越是天真地相信理想，在理想破灭后就越容易产生空虚感，变得愤世嫉俗。马克思主义把理想主义推到了极端，甚至把进步当成了历史必然，那么，等到共产主义在现实中破产后，那些理想破灭的左翼分子变便一下子成了激烈的犬儒主义者。今天的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对乌托邦的热爱已经没有了，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沿伸成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仇恨)，什么都试图解构，却不知道解构之后的替代物是什么，变得空虚，懦弱，衰老，像是一个病人。左派不再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而像是社会的恶疾。

我所描述的转向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左派，但是发生了这种转向的左派，至少在英美成为了主流，民主党和工党如今都变成了"觉悟"了的中产阶级精英政党，这是很糟糕的现象，不过近十年是世界迅速变化的转折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