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ctorfield 社交媒體變身真理部

@Vectorfield 这个逻辑根本就说不通的，社交媒体巨头权力过大恰恰意味着要通过民选政府的立法来规范和监管社交媒体的审查，而不是放弃一切审查，而是把审查置于选民的民主控制之下。在社交媒体的时代指望通过思想的自由市场来解决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的问题，甚或把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美化成有任何正面意义可言的「挑战权威和主流」，没有什么比这更幼稚或更不诚实的。

@MeowDaniel

权力过大就要进行限制，光是将权力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是不够的。

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认可，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即便对于一个民选政府来说，类似于 Facebook Twitter这样的审查权力也依然太大了，所以光是"规范和监管"还不够，还要有质的削弱。如果只是将审查的权力转移给民选政府，而不从本质上大幅限制审查的范围的话，那么如何防止民选政府的越界呢？左派当选了，便可以利用这些权力封杀右派，右派当选了，便可以利用这些权力封杀左派，直到一个精明的野心家出现，封杀掉一切反对者的观点，建立独裁体制。巨头们会滥用权力，民选政府同样会滥用权力，防止权力受到滥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权力进行分散和限制，而不是让政府进行接管。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认为言论自由是没有边界的，在战争时期进行言论管制甚至是十分必要的，自由的前提是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但是关键在于，只有当确定某个言论会造成明确无误，无可争议的伤害之后(例如损害他人名誉，作伪证，泄露军事机密，煽动暴乱)对其进行管制才是合理的。这依据的应当是足以服众的，公开透明的客观标准，而不是主观的''被冒犯''的感受，或者是似是而非的，不明不白的''反对仇恨言论"。

至于你提到的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的问题，靠审查也是无法解决的，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之所以泛滥，一部分是因为社交媒体为了自身获利，采取了危害社会的推荐算法，一部分是因为传统媒体失职，丧失了基本的客观公正，一部分是因为学术机构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转而推行有害的身份政治和觉悟政治。首先是大公司，媒体和学院自身丧失了公信力，然后才出现了民众对这些机构的普遍不信任，接着阴谋论和极端思想才有机会乘虚而入。不去解决导致这种状况的深层原因，而是试图利用封锁和压制的方式把问题压下去，这是在抱薪救火。 此外，审查还会造成一种"烈士效应''，越是压制，就越显得像是在迫害，一些原先对极端主义无好感的人也许反而会被吸引，加上很多时侯，主流媒技和科技巨头在提到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时，似乎总是在特指右派，过去的四年里，川普的选民在主流媒体的语境中经常是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基于这种类似的经历，更多的人反而对真正的极端主义者产生同情，客观上极端主义的影响力反而会增大。解决极端主义和虚假信息并没有特别的捷径可走，只能靠公开明亮的对话和理性的辩论，这要求社交平台不再用危害社会的算法替自己谋利，主流媒体不再将一己的好恶凌驾于客观公正之上，学术机构把追求真理当自己的目标。更多的审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事到如今，我想情况已经十分明显，审查并不是单向的，一旦你打开了言论审查的潘多拉魔盒，也许一开始它是以反极端主义的名义进行的，然后它也许会扩展到右翼分子，然后它也许会扩展到左翼分子，总有一天它会冲着你来。

@Vectorfield
1. 在社交媒体监管领域防止民选政府越界的方式，与在其他领域防止民选政府越界的方式是一样的：宪政和公民社会。如果宪政和公民社会能在其他领域有效防止民选政府滥权，那就同样能防止民选政府在监管社交媒体时滥权，只要通过法制设计使得网络监管与其他监管保持一致原则即可。
2. 大型社交媒体具有网络外部性，与水电气网一样，形成自然垄断权力几乎不可避免。因此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放任垄断者，要么把它一定程度上公共化，正如水电气公司与其他私人企业不同，无权因为你的政治观点停止对你提供服务。这些都有成熟的法律实践先例可循。
3. 大型社交媒体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特性，它的存在对于民主政治至关重要，社会需要跨界广泛的大型言论平台来形成公共辩论，让不同观点的人理解别人的存在和想法。所以不但小规模分散化的社交媒体不可行，而且还不可欲，唯一选择就是想办法管好大型社交媒体平台。
4. 你提及的关于什么样的言论应当监管，以及通过什么程序去监管，这些都应当服从于民主社会自由辩论的结果，我并不持有一个非常实质性的立场。

@Vectorfield
5. 目前的情形恰恰是：（1）连具有清楚、现存危险和伤害的言论都没有受到有效管制，在线下违法的东西在线上可以逍遥法外；（2）对于那些并未明确违法或有害，因此存在较大模糊性的言论，现在社交媒体实施的管制显得似是而非、不明不白、十分任意 (arbitrary)，而这也证明了监管的必要性。监管是同时服务于管制违法/有害言论和保护合法/有益言论这两个目的的。只有通过法律为社交媒体设定什么可以监管而什么不能，被管制者应当具有什么权利通过什么程序得到救济，才能消除这种问题。造成回音壁效应的算法同理，除了法律强迫以外没有什么办法能逼迫科技巨头改进算法的公平性和透明性。
6. 你自己已经指出，现在的社交媒体算法机制下是没办法实现有质量的公共辩论的，我说的正是怎么实现这种辩论。你并未解释「分散化权力」应当如何进行，而你具体指出了的措施（算法）恰恰蕴涵了监管的介入。
7. 民主国家没有因为市场监管和财富再分配而消灭经济自由，同样也不会因为社交媒体监管而消灭公民自由。这是一个经典的滑坡谬误。

@Vectorfield 我想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并不仅仅是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对抗」来确定其边界的，而且很多时候恰恰是通过政府能力的介入来得到保障的。能够有效保障财产权的国家，能够有效保障言论自由权和打击侵害他人权利之行为/言论的国家，都具有高效有力的政府来设定规则、通过公平司法保护权利，社交媒体监管也不例外。对「强制性权力」和「基础性权力」做一简单区分就能理解这个道理，前者能够被民主选举、公民社会、言论自由和宪政驯服的条件下，后者就应当被大胆用来服务于社会的福祉，而不是仅仅因为看似扩大了政府管理的范围就担心暴政。

@MeowDaniel

大体上我认同你的看法，我之前的嘟文得出的也是类似的结论：https://qoto.org/@Vectorfield/105231874301414376
当下技术寡头权力过大，危害民主，对其管制是十分必要的。作用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这些平台需要变得公开透明和可追责，硅谷的巨头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手中的权力，只有靠民主的力量迫使它们安分守己。

但是我认为在对技术寡头进行管制的过程中，对于平台原有的审查力量，政府应该做的是大副削弱，而不是将其继承下来并且扩大。Facebook和Twitter现在的审查力量几乎就和皇帝一样，集中，不透明，无法追责，根据一己之私利和无常的性格为所欲为。监管后，这些权力应该有着明确的边界，遵照明确的法律，受到社会的监督。不论如何，审查的权力只应减小，不应扩大，像现在这样，想封谁就可以封谁，连理由都不用给的审查权力，对任何民主社会来说都是不可容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