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强制的道德都必然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当人是具有自由意志和道德能动性的个体，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对其褒贬才有意义。
"种族批判理论" 的 "圣经" 之一 《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脆弱的白人-让白人讨论种族主义为就这么难)告诉我们：所有白人都有着不自觉的的偏见，一切白人皆是种族主义者，并且世代相传。他们获得救赎的唯一之路就是承认自身的罪恶，展现自己的罪恶，并且全心全意地拥抱"种族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教条。
这在现实中有着多种体现，例如在企业中开展的"多样化训练"，以及在教育，媒体与文化行业中正推行的"去殖民化"，致力于应对"种族主义"，"仇恨言论"和"微歧视"的区域化"多元议事会"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了出来。
"社会正义理论"引出了许多问题，例如以下的这些：
首先，作为普通人的一员，人们是否有义务积极地去除身边的各种社会弊病，比方说种族主义，政治腐败，贫困，污染，失业？如果所有人都必须把精力花在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上，他们还有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在这种期待下，所有人都必须朝着乌托邦前进，谁要是敢松懈，等着他的很可能就是监狱。
其次，我们是应该为自己没有做的事情被预设为有罪呢，还是应该在被证明有罪之前，被认为清白呢？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证明清白的唯一方式，就是永远地接受一种乌托邦意识形态的奴役，永不停歇地追求完美。如果一种理论试将人们转化成狂热的信徒，让他们追求至善，而这"至善"又是由某些号称全知全能的少数人规定的，我们就必须对这种理论进行揭露。"社会正义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
想象我们都生活在独裁社会中，独裁者强迫每个人都大公无私。这样做也许真的能消灭贫困，但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帮助他人，已不再是出于一种无私的，对他人着想的意愿，而是出于一种自私的，对于道德警察的恐惧。 我们都已经知道这种做法在现实中会造成什么后果，苏联在20世所做所为便是这种"社区精神"的体现。沙特阿拉伯是一个十分"和谐"的国家，这里看不到任何异端的宗教和思想，但只有这里的本国公民(尤其是女性)，才切身地知道，为了这种表面的整齐如一，人们付出了多少代价。这样的一种"完美社会"，以对人性的悲观态度为始，以对人性的极权操控而终，也正因如此，这种社会方能够释放出那些原本只存在于理论中的人性之恶，并且让各种抽象的理论成为罪恶的借口。
管制式的道德无异于奴隶式的顺从，它基于的是恐惧和自保的本能，而不是真正的道德。而且，管制式的道德依赖于庞大的官僚机构，用以监视，恫吓和镇压公众。以上的这些性质，使得身份政治不像是在真诚地改善社会正义，而更像是神权专制或毛式文革。
在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里，叶夫根尼·札米亚金设想了一个来自未来的诗人"R-13"，"R-13"十分迷恋于 "单一国家"和它对人类社会无所不至的严密控制，以至于花费了大量精力替那些惩罚异见人士的判决书润色，并且赞美那些反自由的"远古"宗教文化。在读到《创世纪》时，R-13解释到：上帝在天堂里让那两位作出抉择：有幸福没有自由，或是有自由没有幸福，没有第三种选择。那些白痴选择了自由。然后呢？随后的千百年里，他们一直怀念枷锁。看到了吗？世间的一切痛苦都来源于此。
想象一下，假如医生整天跟在我们后面提醒我们："要补充维生素了"，或是跑到我们家里，看冰箱里的水果蔬菜够不够，或者在我们抽烟时一把将烟夺走，我们会认为医生管得太多了，侵犯了个人的领域。医生的职责是治病，而不是保证人们的健康，如果我们要求医生保证人们健康，其实就是在侵犯医生的自由。反过来说，我们也不希望医生什么都做，因为我们都有自已的生活，不希望受到他人精细的管控。在未来的极权社会中，也许每个人都必须戴上fitbit手环，要是哪个人每天行走的步数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医生就会拒诊。但保持健康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医生的责任，把多少精力花在健康上应当基于我们的自主选择，由我们自己承担后果。20世纪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整天抽烟，但她抽烟是为了可以把更多时间花在工作上，要是她整天都关注身体健康，也许就无法留下这么多的遗产。
没有人可以在每个领域都达到完美，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必然面临着选择，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有所放弃(我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选择就必然产生后果，必然有所得失，而且有些后果和得失是难以预料的。失去了选择，也就失去了政治自由，人类的未来也就此断送了。人类的善良本性只有在不受强迫，不受官僚机构控制的条件下(它们所追求的完美完全就是谬误)，才能真正展现出来。作为人类，他不能没有自由，他不是完美的，但他有着向善的潜力。
自由主义才是更好的方案，它带来的改变虽然缓慢，却更为深远和持久，因为它改变的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不是外在的行为或是说话的方式。在自由主义下，人们之所以改变看法，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理性的劝服，而不是因为受到了恐惧的胁迫。
自由主义者对于人性有着乐观却又现实的看法。他们相信人的可塑性—人既不生来性善，也不生来性恶，同时又相信教育的力量—促进知识，改善社会。身份政治之所以把大学当作它的主战场，原因显而易见：自由派的教育者相信，当人们获取了足够多的信息之后，便能自己发现事物的规律，得出合理的结论。他们认为，如果人们受到了完整的，多样的，广泛的教育，便有能力自己做出良好的，尽管未必完美的决定。良好的决定顾全大局，并且把他人纳入考虑的范围。要想面对"种族批判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教育，这也是为什么自由主义者总是欢迎对话与辩论，鼓励人们发表不同的观点，包括那些不受待见的观点。然而，正如Alka Sehgal Cuthbert在Letters on Liberty中写到的：
「今日的"反种族主义者"无意与肤色不同的人们沟通。广泛地阅读，深刻地思考，并且以忠于内心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些都不被鼓励。不，"教育你自己"意味着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一些主旨相同的书籍。要是你没读过这些书籍，你就必须装作自己看过，并且十分热爱，否则你就会被谴责为无知。亅
畅销书《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我为什么不再跟白人谈论种族)的作者Reni Eddo-Lodge则预先将一切来自白人的评价视为权力游戏的产物。这是在说，我们只能根据肤色评价白人的意见，而不是具体的意见本身，这就使得不同种族之间失去了任何对话的可能，它将学生们囚禁在不同的牢笼和部落里，而这恰恰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
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传播共情。很多教育者，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良好的教育不仅仅需要传授实用知识，还要传授道德准则。与此同时，我们又认为教育不同于灌输。正如Sehgal Cuthbert所言：「没错，一个白人无法与一个黑人有着同样的生活经历，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所有人，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与另一个个体拥有同样的生活经历，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种族批判理论"所说的，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压迫的工具，那么白人除了赎罪之外便什么也做不了，这才是"教育你自己"的最终含义。」
良好的教育为自由道德提供了基础，让其茁壮成长。虽然这并不乌托邦，但长期看来有着更好的前途，它能真正地替社会带来积极，深远，和可持续的进步(而且不需要威权控制)。因为基于教育，劝解，和自由选择的道德，要比那些由外部强加的，基于恐惧的"道德"要持久得多，深刻得多。当罪恶变得不可能的时候。真正的道德便也变得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