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的一名专栏作家Kevin Roose近日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拜登政府响应"专家"们的号召，设立"Reality Czar"(真理官)，以应对右翼散播的虚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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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作者Kevin Roose承认这种做法听起来有点极权主义(sounds a little dystopian)，但因为"虚假信息和国内恐怖主义"过于泛滥，设立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真理官"就变得很合理了。在这篇文章的另一处，一个"专家"还建议到，拜登政府应该设立一个"真相委员会"，调查1月6日国会骚乱的真相。

这带来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谁来决定何为真相？

数世纪以来，自由民主的支持者都认为，绝不能让政府去控制什么是真相，也绝不能让政府来指导或打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因为只有在政府无法通过政治权力规定什么是真相的前提下，言论自由才可能受到保障，只有当公众认为政府不应该像家长一样干涉人们的思想和信仰的时候，宽容才不会沦为一句口号。

一但国家有了足够的权力规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就危在旦夕了。设立"真理官"实际上就在建立"真理部"，这会剥夺人们判断是非对错的自由。追寻真理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公民的一项殊荣，这既是他们伟大的权利，也是他们神圣的使命。真理不是靠自上而下的施舍，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思索和辩论。

认为官方机构有权规定何为对错，这种思维背后是对普通人的蔑视，它不把普通人当作思想独立的个体，而是视其为心智残缺，没有道德的笨蛋。"真理官"不会仅仅满足于向人们解释"真相"，他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真相"的理解。纽约时报援引的一个"专家"说道，通过使这些人"迷途知返"，公共的健康能够得到改善。换句话说，那些相信主流媒体针对保守派的人，或是不受纽约时报和这些"专家"待见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还有病。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暗示，那些固执的异议分子应当被视为"精神状态失常者"，也就是说，这些真相警察并不倾向于通过过话与辩论的方式寻找真相，而是倾向于通过家长式，软极权式的心理操纵扭曲人们对真相的看法。

不论假新闻和阴谋论有多么泛滥，设立"真理官"，让政治权力来决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这种行为，对于自由民主的威胁都要比前者大得多。这种做法并不是在客观公正地寻找真理，而是在维护主流媒体早已腐烂的道德权威，阻止公众对其产生怀疑和不信任。而且，在把不同的观点妖魔化的过程中，他们也制造了充斥着审查的恐怖气侯。

言论审查的狂热曾经只局限于大学校员，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后，这些审查的呼声已经走向了主流。拜登的支持者们所支持的作法象征着旧式政府审查的回归，这种政府审核的危险程度丝毫不亚于技术巨头的新式审查。

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人们通过博弈和辩论获取真相。关于这一点，约翰·密尔讲的比谁都清楚，在他的《论自由》这篇雄文中，密尔说道，就算某些观点是错的，也不应该对其进行审查。为什么？因为社会正是在真理与"谬误"的"冲突"中向前进步的。

在谎言泛滥的时代，自由辩论比以往都更加重要，它能帮助我们寻找真相。密尔知道，相比错误的言论本身，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要危险得多。一但人们失去了对言论自由的信念，公共领域也将土崩瓦解，人们就再也无法通过商讨和辩论的方式阐明真相，弄清楚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