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智能设备的监视而言，首先，是厂商而不是政府在实施监视，虽然政府有能力从厂商那里获取这些信息，但是这种监视本身并不是行政命令的产物。其次，厂商之所以投放广告，收集信息，是为了获取利润，而不是为了管理用户，对于商业公司来说，只要做一件事利润高成本低，它就一定会去做，用户听不听话不在它的考虑范围。而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政府在强制施行自己的监视计划，而是因为从监视中获利的这种商业模式给厂商带来了许多利益，并且未受到社会的抵制。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获利了吗？当然。不仅如此，政府还会利用行政权力从中获一杯羹，例如打载阿里云os的智能电视就曾被远程删除敏感软件。但扩张权力是任何政府的天性，它们只不过紧跟了时代潮流，将已有的这些事物化为已用罢了，政府并没有发明计算机与互联网，并没有规划信息革命，并没有发明出24小时监视用户的智能设备。信息时代的糟糕现状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不能被简化为政府阴谋的产物。福柯的理论并没有如实地描述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是用压迫者和反抗者的叙事解释一切事物，这只能让人产生受迫害的狂想，对社会产生一种片面的看法，而无实质的作用。要正确地理解现状，人们的常识要比看上去高深莫测的抽象理论要可靠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