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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吸血是有层次的。

第一个层次，是开封疯狂吸取全国之血。

按宋太宗的说法，“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也就是说开封在宋初就已是一座常住人口过百万的大都市，直到北宋灭亡，其人口规模始终维持在130万—150万左右。这当中包括驻军约10万—20万人，皇室、贵族、官僚、官用工匠约10万人，僧尼、道士约2万—3万人，这些人加上他们的眷属约占到了全城人口的三分之一。

司马光算过一笔账，在开封一户十口之家若想维持体面的中产生活，每月需要有15贯钱的收入（开封之外，15贯钱维持一户中等人家全年的温饱绰绰有余）。宋仁宗时禁军的月俸，底层士兵有4—5贯，基层军官有7贯，中层武官有20—100贯，高级武官有150—400贯。考虑到底层士兵不会带着十口之家驻扎在京城，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禁军中人都超过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线”，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再看官僚集团，北宋官员的俸禄，自宰相至岳渎庙令，共分为41个等级。宋神宗熙宁年间，最高级别的宰相与枢密使，月俸是300贯；最低一级的岳渎庙令，月俸也有10贯。考虑到群聚开封城的主要是中高级官僚，而非岳渎庙令这类底层官员，可以说城内官僚也全部超过了司马光提出的“中产线”，是高消费乃至超高消费人群。这还仅仅只计入了他们的俸禄，没有将各种合法福利（比如发绫、发绢、发绵）和灰色收入算进去，后者在禁军中人和官僚的收入中往往占比更大。

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队、官僚和皇室、贵族（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僧尼、道士）构成了开封城核心的消费人群。城内的其他居民，也就是普通百姓，则主要靠给这些人提供服务来维持生计。开封是一座没有产业的城市，它几乎完全依赖“公务员消费”来维持运转。这一点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孟元老笔下的开封有着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奢侈消费，但几乎没提到任何其他产业。若将吃财政饭的群体集体撤离，开封的繁华就会瞬间崩塌，整座城市也会瞬间失去活力，归于死寂。

也就是说，宋都开封是一座纯消费型的城市，它的活力的源头是权力集团的极尽奢靡，它的繁华背后是全国税赋源源不断地输入。《玉照新志》里说开封城里到处都是“天姬之馆、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将相之第”；孟元老说城中官员豪宅太多，自己实在是没法全记录下来；做过宰相的吕蒙正则说，开封的繁荣景象全赖皇帝、官僚和士大夫集中于此。为了维持都城的奢靡与繁华，权力集团在北宋全境长期实施高强度的汲取。朱熹说过，北宋自开国之日起，百姓的税赋负担就已远超前代，而且“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历朝历代盘剥百姓的手段都被继承了下来，并发扬光大。即使在号称“仁治”的宋仁宗时代也是民生凋敝，百姓不堪重负。陈舜俞曾在奏折里公开批评仁宗朝的政策，说它“取民之财可谓悉矣”，用尽了所有盘剥百姓的手段。

权贵所在之地必然要优先保障各种需求。由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构成的水运网络犹如一条条巨大的血管将全国的血液源源不断吸入开封。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仅各地运往开封的漕粮就多达700万石。《东京梦华录》里说，每日里驱赶进入开封的生猪有上万头，每日里送入开封城的生鱼也有数千担。 但负责保障开封物资供应的漕卒和养殖户的日子却过得很艰难。宋神宗时期，苏轼写过一篇奏议，专门分析漕卒为什么会沦落到去做盗贼。他的结论是：“上之人”的盘剥让漕卒收入微薄，没衣穿，没饭吃，手烂脚烂，一年到头得不到休息，不做盗贼是活不下去的。

为了优先保障开封的需求，京师周边地区的百姓也会时常被拿来当牺牲品。宋仁宗嘉祐初年，蔡河发洪水，为免水入开封，朝廷以邻为壑，出动军队与民工将河堤挖开，把滔滔洪水引向了开封西南县邑，沿线百姓俱成“鱼虾”。身在挖堤现场的王安石目睹了这一惨剧，在诗里留下了“妇子夜号呼，西南漫为壑”的句子。

——《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丛林生活小妙招，除了准备烟酒之类的硬通货，我还需要带把刀

😯真的好接近各种末世小说哇，文明倒退后小股势力割据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