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chormanXX：
上海外地大学生的独白

踏入上海求学至今，被疫情迫害至今。

自三月十三日开始，我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狭小的市中心一个多月了，我们三个都不是上海人，大二这一学期从来没有回过家，其余在上海有家的同学都有家人照顾，早早离开了学校。而我们被丢弃在只有一个辛苦的辅导员，若干曾经周边同学担任的志愿者的宿舍楼里。生活垃圾堆积如山，厕所和浴室全是公共的，并且长时间无人打扫。于是很多人联合起来写信给学校，控诉这个被遗忘的学院。因为这些垃圾有更大程度扩散病毒的可能性，之后终于有人迫于我们的要求来打扫，之后物资也开始输送进来，当我们以为疫情出现转机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决定一起做志愿者，我们成为了闭环志愿者，穿上大白衣服搬运物资，每天呼吸间都是消毒水的味道，手也被腐蚀泛白。我有时候私下以为，成为这栋楼中可以尽情出汗的人，会让我有活着的感觉。

但是在我们开始以为日子有盼头，或许解封有望的时候，学校开始禁止洗澡，因为志愿工作流了很多汗，我们勉强忍受着不能洗澡的痛苦，可是后来更是出现了上厕所要轮流报备，洗漱要等待其他寝室结束的规定。没有人愿意为我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他们只知道将我们封闭在一个不断消毒又不断莫名其妙变成阳性的宿舍里。两天后阳性人员越来越多，这些所谓的隔离措施完全阻挡不了感染的速度。

我们作为密接人员直接被转入了学校垃圾桶上方的临时隔离房。我们是在确认没有和阳性同学一起隔离的情况下才勉强同意过来，但是其实是自欺欺人。事实是从另一个逼仄的狭小寝室里转到另一个所有病毒密度最大的地方进行隔离。通过微信，直接得知阳性人员正在和我们门对门居住。在充满灰尘的房间里打扫时，室友在她要住的床底下发现了阳性二条杠的测试盒与一只绵羊拖鞋，还有两瓶之前在此隔离的阳性人员遗留的喝过的饮料，这里遍布他们的生活痕迹。也就是说，我们作为之前一直阴性的学生，被强制转入一个全是阳性病毒的毒窟，这里其实根本没有进行充分地消杀，反而留存着曾经阳性人员的恶作剧。凌晨五点，我们还在尝试着怎么将冷水加热，可以稍微擦拭一下身体。每天早上有的人六点半有的人七点半，开始做抗原，八点半开始做核酸。这里房子的隔音非常糟糕，我们可以不断听到门外确诊的同学被大白带走的声音，像临刑一样。我们三个人此时已经处于身心崩溃的状态，抱头痛哭成为常态。许多早已回家的老师和同学无法共情我们的遭遇，因为他么起码还有家的庇护。我们的学习任务依旧很紧迫，乱七八糟的生活作息和Deadline让人身心俱疲。我呼吁起码的科学与人道，无论是一人还是六人的寝室，足不出户超过一个月之久，无异于监狱。其实包括我在内，许多同学已经处于崩溃自杀的临界点，然而重视我们身心健康的人又有多少呢。每天都有学生成为阳性和密接，但是她们只能被拉到垃圾站楼上或者教学楼隔离，睡在军用床上，然而学校也始终没有人来公布这些信息，人心惶惶。

怀揣求学梦的我们，此时彻底变成了被抛弃的孤儿，浑身恶臭的流浪者，在曾经最繁华的上海市中心的垃圾站边上小憩片刻，不知道明天又要被拉扯到哪里与病毒做着可笑的斗争。失去洗澡的权利，失去随时上厕所的权利，失去做人的基本尊严。

我知道还有更多比我们还要痛苦得多的人，在此仅作为部分被隔离学生的真实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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