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ffee0621 我是发现不论搞国男的搞白男的,犯起贱来味儿都很冲…
语言的污染真是太厉害了,经常是一层套一层,就算时刻警醒也很容易被带到坑里。比如“延迟退休”,你能看出它其实是“延迟发放退休金”的意思,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仔细想,真的只是“延迟”吗?人均寿命是基本稳定的,所以延迟一年就等于少发一年啊!这哪里是“延迟”,这明明就是“克扣”嘛!同样的道理,所谓“门诊共济”,第一层的污染,是把“挪用”(个人账户)说成是“共济”,这个比较明显。第二层的污染,则是这个所谓“挪用”也是可疑的,因为挪到那个所谓的“大池子”里,有监督有审计有问责吗?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明明就是抢了个人的钱去填政府的亏空嘛,哪里是“挪用”这么简单?看到这一层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还有第三层:什么叫医保?是保险还是保障?(比如我怕收成不好存了点粮食这叫保障,这和为防天灾买农业保险是完全不同的性质,保险公司是不能把我的存粮拿走去赈灾的)医保账户是什么性质?是政府的专项税收(类似燃油税),还是说政府只起到一个监管作用,怎么花这笔钱主要由个人决定?这些根本性的区别,都是没说清楚的。比如管理部门叫“国家医疗保障局”,但是职责第一项就说自己管的是“医疗保险”。这种有意的混淆,明摆着就是故意不把事情说清楚。你稀里糊涂地交了一大笔钱,最后根本不知道性质是什么,你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像这样年深日久积习成俗的模糊性,才是简中最根本的“语言污染”,天然就给关于公共事务的辩论增加了困难。很多人还在那儿得意于中文的所谓“博大精深”,简直是光屁股拉磨转圈丢人。当然,好消息是当涉及直接利益的时候,所有的语言污染都失效了:老子账上的钱少了,操你妈听见了吗操你妈!
@Manhattan 另外,这些老人是有这种维权经验的,当年国企下岗潮,旧城改造的大量拆迁,他们都是直接或间接的参与者。堵路,围政府,当时差不多隔三差五就会发生。他们有组织和参与的经验。而且普遍对体制内退休人员的高待遇极为不满,因为当年可能各方面不如自己,因为机缘巧合进了体制,自己被共匪忽悠当了工人,退休待遇却有天壤之别,怨气极重。武汉还有特殊的一点,就是这些老人经历了20年初那一波身边同龄人的死亡,加上去年底今年初的另一波死亡,已经没有那么畏惧了。参与的老人的状况都很相似,国有或集体企业下岗或退休员工,每个月拿两千--四千的退休金,都有长期慢性病需要每月买药,子女基本都不在体制内,每个月的收入还要贴补一点给孙辈,孙辈可以说是他们唯一的软肋,然后就被共匪拿捏住了,真是坏透了。
之前在象上看到说武汉大爷大妈的经验是文革中锻炼出来的云云,今天听了下武汉大妈录音提到企业职工、契约精神等等觉得不对,一算年龄,嗐呀,哪里是文革啊!当下五六十岁的主力军,他们二十多岁的时候是89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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