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尽然，因为到开元十四年，张说就逐渐失权，为张说所提携和亲任的，不仅是人微言轻的文书官贺知章，还有张说的精神后继者张九龄，都没能在李林甫逐渐起势的开元晚期政局中继续前行。其中张九龄作为接近权力中心者收到的重启远胜于贺，这当然是因为李唐政局的核心仍旧是——起码安史之乱以前——永远是皇帝。后世史书描述为君心动摇不复贤德，郭建龙那则描述为皇权终于找到了合适执行其野心的行政长官。不论是贺知章打趣（或者说在那个语境之下，贺实则是安慰张九龄）的“蒙相公庇荫”还是开元十四年后贺与张九龄的仕途坎坷，又或者天子私臣翰林学士院的最终建立，都彰显着某种无法挽回的态势。